沈瑜站起来，从书架上搜索到了一些书籍，又从电脑上调出一些资料。
他找到克利夫兰博物馆藏石佛图片，展示给刘强原和张笑颜：“二位请看，这两座造像，与贵馆的目标可以进行比对。
另外，堪萨斯城——阿特金斯博物馆收藏的一尊坐佛，以及洛山基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尊坐佛所展示的风格，可以看出，八世纪后期的佛像造像显得更丰满，因此也更沉重，他们的长袍更宽松。此外，稍晚一些的造像的衣物，经常从双莲基座的边缘和前面垂下，在许多情况下完全隐藏了基座的上层。”
他指着刘强原带来的资料，说道：“我赞同刘老师的大部分观点。造像躯干右侧的袈裟未受太多干扰——即，当造像失去右臂时，它仍未受损——这意味着躯干和右臂之间有开放的空间，这是许多7世纪和8世纪初华国佛像雕塑的一个特征。
在北齐时期，雕塑家喜欢将透雕元素融入他们的雕塑中，经常在右臂和躯干之间的空间穿孔，这一特点一直延续到唐初。八世纪初，雕塑家们开始改变佛陀的衣服结构，使长袍的边缘形成环状，从而填充躯干和右臂之间先前开放的空间。从八世纪早期开始，这种新的衣袍排列成为标准，正如刚才提到的堪萨斯城和洛杉矶的坐佛所证明的。
我曾经看过哈弗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尊八世纪早期的坐佛，可能是从七世纪风格向八世纪成熟的唐风格过渡的最佳证明。
哈弗收藏佛像的造型比例很像这尊唐代的残缺造像，此外，它的布料褶皱，类似于定制的褶皱，两者在风格上也非常接近这尊残损的佛像。
哈佛所藏造像的体积更大，其衣袍，甚至比这尊残损造像更能揭示造型结构，但哈佛佛像的衣袍不如我说的几尊造像丰富。此外，哈佛佛像的衣服覆盖了躯干和右臂之间的空间，这与残损佛像的帷幔的布置有明显的不同。
所以，我判断，虽然风格接近，但哈佛所藏造像是在8世纪初，而残损造像是在7世纪晚期或8世纪初制造的。
这个基座也表明了这座雕塑的七世纪末或者八世纪初的年代。
唐代残损造像的双莲基座是最引人注目的，在八世纪的几十年里，上层的莲花花瓣变得更加雕塑化，更加立体，它们的顶端支撑着层叠的窗帘，形成一系列有节奏的间隔和和谐排列的点；此外，中央连接柱将变得更短，更精致。”
沈瑜说的有些口渴，停下话语，端起杯子喝茶。
刘强原看着沈瑜拿出资料，花了一段时间了消化听到的信息，半晌之后，他问道：“沈总，您的意思是，我们对这尊唐代残损造像不够重视？”
沈瑜说道：“贵馆诸位老师的眼光非常好，能注意到这尊造像，很不容易。我的意思是，几位老师对这尊造像的价值估计的低了一些。
贵馆看中的这尊造像很特殊，汉白玉材料在华国佛教雕塑中只是偶尔出现，在北齐时期开始受到欢迎，当时的工匠偶尔会在汉白玉上雕刻佛教图像。现在还有一个采石场遗址，虽然被认为是雕刻特定图像的可能地点，但是白色汉白玉的使用，表明这个造像可能是在晋冀省附近雕刻的。复色的痕迹，在双莲花基座上很明显，表明雕塑曾经是完全彩绘的，事实上所有早期的木雕和石雕造像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