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20日下午，红五军团34师抵达余庆县城附近。
侦查员报告，余庆城里无部队驻守，只有民团。
陈树湘师长命令101团立即占领县城，100团绕过县城，直接奔袭乌江渡口，师直和102团跟进。
侯之担是桐梓人，贵州讲武堂毕业，与王家烈一样，是桐梓系骨干人物之一。自从王家烈把毛光翔从贵州省主席宝座上赶下来后，侯之担就一直和王家烈对着干。打来打去，就形成了侯之担割据黔北的局面。现在的侯之担身兼二十五军副军长、教导师师长、川南边防司令三职，除教导师所属正规黔军外，还拥有几个县的民团等地方武装。
红军进黎平前，蒋介石电令王家烈黔军主力到锦屏、黎平一线布防时，王家烈实际上已经命令过侯之担部队准备堵截共军。但是，王家烈的命令对侯之担来说，不但没有作用，而且还引起侯之担担心，怕王家烈借红军之手消灭他。事实上王家烈也确实是那么想的。因此，当17日晚间，王家烈因为红军进占剑河而严令侯之担按照军事会议部署出兵黄平、施秉一线堵截红军、严防乌江防线的电令下达后，侯之担并没有认真落实。
直到19日红军占领黄平、施秉，侯之担才开始担心红军会不会是想到黔北占他的老窝啊，急忙调遣部队防守乌江，准备在茶山关、江界河、回龙场三处渡口重点布防。
要说侯之担长期盘踞黔北，占有地利，部队应该迅速向乌江开拔才是，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侯之担部从没有和红军打过仗，也没有和中央军、川军、湘军、桂军交过手，唯一交过手的部队就是王家烈部，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事实上就是一支地方保安部队。加上许多士兵长期吸食鸦片，因此，战斗力极低。一听说要去防守乌江，军官和士兵都是磨磨蹭蹭的，大部分都是先过瘾再开路。侯之担上午11点命令第三旅林秀生部去防守乌江，结果到中午的时候才只有一个团出了遵义。
到了晚上，侯之担才知道林旅是下午全部离开遵义赶赴乌江的，正要拿起电话痛骂林秀生，就接到了红军一、三军团主力占领福泉、开阳的通报，接着就有布设在贵阳的暗线报告说王家烈已撤回贵阳，并且命令几个地方的保安团向贵阳集中，听说已向蒋委员长和四川、云南、广西、湖南发出了紧急求援电报。侯之担的心一下子就放回了肚子里，心道我说红匪不会来黔北吧，那乌江是好过的么？
很快部下又报告，王家烈主力15个团从铜仁向贵阳急行军，现已通过仁怀。
侯之担就越发相信红军主力将会围攻贵阳，不然王家烈怎么会让他的部队昼夜不停地往贵阳赶呢？
于是，一直到20日上午，侯之担才催问林秀生部到了什么地方。当林秀生报告说各路行动迅速、距离乌江边约有70里路程时，侯之担也不再问到底到了什么地方，也不考虑林秀生的话可信不可信，只是交代了一句加快速度就放了电话。
中午的时候，侯之担召集了几个老弟兄喝酒，喝着喝着就聊开了贵州的形势，侯之担端着酒杯，言之凿凿地告诉老弟兄们，乌江素称天险，别说湘江战役惨败后的红匪了，就是蒋委员长，如果不和他商量商量，装备精良的中央军想过乌江也是不可能的！这黔北说到底是桐梓系的根本，是他侯之担的到一亩三分地，无论是谁想到这里来撒野，都得先看看乌江天险同意不同意，看看教导师的弟兄们同意不同意！
这番话说的是气壮如牛，听的几个老弟兄开怀痛饮。
有一个老弟兄边喝酒边凑趣，说道：“要是红匪真的去围攻贵阳，那可是要王主席的好看了！”
另一个人马上说到：“什么王主席，那是我们桐梓系的叛徒。最好让红匪把王家烈这家伙抓了，我们拥护侯副军座，不，应该是候军座、候主席上台。到时候，教导师直取贵阳，我们分兵把守哥哥地区，保护候主席做个快乐自在的贵州王。”
听得侯之担两眼放光，连连说：“不敢当，不敢当，老兄弟们抬爱了。”
于是，酒桌上的气氛愈发热烈，猜拳划枚，狂声浪语，简直不知道今日是何日了。
历史上，红军强渡乌江时，是分三路抢渡进行的。其中右纵队一军团一师和九军团，从余庆县箐口附近的回龙场渡口扎竹筏渡过乌江，几乎没有发生像样的战斗，防守的黔军第8团万式炯部一触即溃；左纵队红三军团从茶山关渡口过乌江，也没有发生战斗，敌人见红军到来，以为神兵天降，放弃阵地逃跑，三军团轻松过江；只有中路一军团二师在江界河渡口曾与敌激战。造成激战的原因是李德、博古重提向湘西进军，主张不过乌江，中央不得不召开猴场会议，解决进军路线问题，耽误了时间，让侯之担部有机会修筑工事。即令是这样，侯之担守军两个团在红四团火力压制下，一看红军竹筏过江，登岸进攻，也就很快溃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