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珠海的聚会是柳思思发起的。柳思思嫁给了一个在珠海投资的港商，很阔气地住在深圳蛇口的小洋楼里。柳思思的老公投资的是一家制药公司。
这家公司为了打开在内地的销售，请了我们十几家医院的有关人员商议做临床对照的事情。柳思思这一下就不放过我了。她抓住了一切机会尽情展示她的幸福生活和对旧日同窗的友爱。柳思思本来就是一个火热的女孩子，突然的富裕使她更加火热。柳思思掏钱组织了在珠海的武汉老乡的聚会，大家都坐上日本面包车，到海边的小渔村去吃最新鲜的海鲜。大毛出现在这个聚会上。据说他在珠海搞修建珠海机场的工程。我听了这话就犯晕。修建机场是一件多么浩大的工程，我不知道大毛能够在这里面搞什么。因为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但凡在南边做了几天事情的人说话都是这样，口气都大得无边而且内容都大而化之。我也就没有迂腐地追问大毛怎么在搞珠海机常那天来的都是武汉老乡，柳思思又是同班同学，大家彼此一点没有陌生感。无论是谁，统统都被笼罩在了柳思思制造的热烈而随意的气氛中。我和大毛在这样的气氛中相互笑了一笑，握了一下手，就被大家拉去唱卡拉ok。好像我们中间根本就没有隔着几年的时光。
海鲜上来了。虾，蟹和贝类都在活蹦乱跳，海水的咸腥气在餐桌上弥漫。这的确是在城市的大酒楼里吃不到的新鲜，也是没有钱和没有车的人所享受不到的感觉。大家都积极地吃了起来。一律都喝了白酒。柳思思无比殷勤地劝说大家喝白酒，说海鲜是大凉的食物，不让白酒烧一烧就会坏肚子。十几个人大吃大喝，互相敬酒，碰杯，你和他说话，他又和他说话，嗓门需要一个高出一个。所有的话题几乎都被腰斩，所有的问题都是答非所问，语言的碎片在袅袅的酒气当中被大家掷过来踢过去。从这些碎片中，我仅仅知道大毛有了第二次婚姻。大毛的老婆非常年轻漂亮。还有大毛和柳思思的关系。似乎他们是情人，似乎又不是。柳思思倒是一个劲地替大毛剥基围虾。她把剥好的虾仁送进大毛的碟子里的时候，眼风十分的柔情。大毛却毫不在意地一再地把虾仁跟旁人分享。后来大毛喝醉了。他突然地站了起来，自豪地对大家说：看，我会走路！你们谁会？
在回去的车上，大毛一直躺在后排。大家以为他在睡觉，可是当我们议论珠海这个城市如何如何好，气候如何如何好，如何静寂，如何小巧，如何适合居住和养老的时候，大毛伸过手来攥住了我的胳膊，用醉鬼那种没轻没重的语气说：你的性格适合珠海呀，你怎么不来珠海！武汉究竟有什么好？我就是想不通武汉究竟有什么好，值得你牺牲一切呆下去！
你是不是有病啊？正常的人谁不知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啊！
柳思思问：大毛你瞎说冷志超，她牺牲了什么？
男人们解围说：大毛今天喝高了。
大家就又谈起别的来了。主要谈怎么挣大钱的问题。车内bp机此起彼伏地响，包括大毛的。大家都捂着嘴巴用手机回电话，也包括大毛。到了城里某个停车场，大毛说有急事。他急急地下了面包车，开上他自己的小车处理他的急事去了。这一次的大毛黑瘦了许多，显得慌慌张张，忙忙碌碌。
在从珠海回到武汉的途中，我思考了这么一个多年没有思考的问题。我为什么呆在武汉？
我想起了我二十岁的那一年，那个油凌的天气，我从汉沙公路上进入了武汉。我的脚被大毛揣在怀里。这情形就是发生在湖北，在武汉。我在武汉读了医学院。我的人生初次地被别人尊重和赏识，我一动不敢动，生怕挪了一个地方，那良好的感觉就破损了。我在妇产科实习接生的第一个女孩子，名叫肖依，她体质不太强壮，时常来看玻她很羞怯，无论如何都要等着我给她看玻一年又一年，我看着她长大。现在肖依弹得一手好钢琴，只要为我弹奏，她就可以发挥得超常。所以在她参加比赛的时候，她的父母是一定要请我到场的。我和肖依的父母成了好朋友。肖依的父亲是华中农学院的副教授，研究无根栽培西红柿。有时候我们一起去华农看各种植物，在南湖边散步，或者看书。我和他们在一起，任何时候都没有不安的感觉。与人相处，没有不安的感觉是多么难得啊！这样的朋友在武汉，我还有一两个。我深知自己是一个不那么容易与周边融合的人，一般说来，别人进入不了我，我也没有进入他人的愿望。该死的，可恶的是我对一般人没有愿望！
我是挑剔的，只不过装出不挑剔的样子罢了。在武汉这个七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里，我生活了这么多年，才慢慢地挑选出自己的两三个好朋友。我不知道如果我换了一个地方，我是否能够从头再来？我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和心情来遇上我的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