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唱起歌来。而且专门唱高昂铿锵的毛主席语录歌。我们反复唱道：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后来，难受还是战胜了革命歌曲。
黄凯旋就给我们唱黄色歌曲，黄色歌曲倒也引得大家兴奋了一阵子。黄凯旋的黄色歌曲是知青特色的，是对革命歌曲加以歪曲和篡改。比如歌剧洪湖赤卫队里面的歌曲，黄凯旋就这么唱：刘队长，有胆量，悄悄地摸上了韩英的床(悄悄地摸进了后厅堂)。
等等。然而，最后还是寒冷和饥饿战胜了一切。在一片懒得说话的沉寂中，有一个瘦小的女知青嗯嗯地哭了起来。对于这种指向明确的哭泣，谁也无法劝慰，因为谁也没有食物和温暖给她。我也顶不住了。我主要是冻得不行。我的脚因为扭伤瘀血而血流不畅，已经整个地青紫，那寒冷的感觉是一种钻心刮骨的感觉。我咬着牙。我的头不由自主地没有规律地晃来晃去，一如风中的芦苇。语言在这个寒冷和饥饿肆虐的车厢里已经完全失去了作用。这个时候大毛做出了一个惊人举动。大毛毅然地拿起了我的脚，脱下我的棉鞋，将我的一双冰疙瘩脚揣进了他穿着军大衣的怀里。我飞快地看了看四周的知青同伴，说：不！我想这下可糟了！这一下日后肯定会有人对我和大毛的关系议论纷纷了。我着急地再次说不。大毛对我的“不”坚决地摇了摇头。我用力抽我的脚，抽不动，我的脚被大毛用力握着。不一会儿，大家纷纷效法大毛，自动地分成两个人一对，互相把脚伸到对方怀里，其中不乏男女混合的对于。我释然了。二十岁的我那时候总是异常地谨小慎微，被“文化大革命”搞怕了，对大多数人群的意志总是盲目的敬畏和服从，通俗意义上正确的东西总是能够给我以安全感。我示意大毛，要他把他的脚给我，大毛再一次地坚决摇头。然后，他把目光掉向了别的地方。
夜里十点多钟，我们的卡车进人汉口。看见汉口的密集灯光，我们欢呼起来。
大毛说：到了吗？
我告诉他：到了汉口，我们很快就要到武昌了！
但是，大卡车过长江大桥移动得非常缓慢。武汉也下了油凌。我们掀开了车篷的门，看见大桥上有许多解放军战士在敲打桥面上的冰凌，还有市政的卡车在往桥面上撒盐。又用了两个多小时，我们才到达目的地。大毛的脚冻伤非常严重，冻疮开裂流出黄水。后来的十几天里，他对他一双缠满了白色纱布的脚没有办法，因为没有足够宽大的鞋可以供他使用。大毛发誓说：我将来一定要离开这个鬼城市！
在大毛的脚能够穿到鞋子里面去的那一天，他就坐火车回长春了。
寒假很短暂，春节过后我们就开了学。大毛没有按时返校。春暖花开的三月中旬，大毛才姗姗而来。我和大毛同班。我已经是副班长。老师让我批评大毛，我就是迟迟不批评。我怎么能够批评大毛呢？那样的话我不是太忘恩负义了！
后来老师就找我谈话说：如果你是这样的当干部，那就太没有原则了。
我说：我又不想当干部。
消息传到大毛耳朵里，他对我说：其实你没有这个必要。你完全可以策略一点。
从那时候起，大毛就显然地比我成熟和比我有经验。后来他一直都走在我的前面，任何事情他都处理得比我们要好一些——这是同学们的评价。也就是说大毛总是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大多数人正在追求而追求不到的目标。开学后不久，传来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我们班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同学都想重新参加高考，选择自己理想的专业和大学，还有自己喜欢的城市。但是高教部有规定说是在校大学生一律不准许参加高考。然而大毛疏通了我们学校的领导关系，参加了高考并且被北京一所理工大学录龋大毛是我们班的唯一。若干年之后，我才知道，大毛得以参加高考的原因是他给我们的校长搞到了一辆小轿车的指标。这种事情对于当时的我，是做梦也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