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国运这件事，王谦就在赌，他赌大明绥远驰道会保障，就是赌大明国运长虹，只要大明强盛，那么他所持有的绥远驰道的票证就会飞涨，如果大明的国运萎靡不振，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不断发生，那他手里的绥远驰道的票证，就是废纸一堆，一文不值。
当年秦始皇修了那么多的驰道，到今天还剩下几什么？大明的驰道还是从秦驰道的木轨上借鉴而来，甚至驰道的站点、换马等等也都是仿照的秦制，但大秦帝国，在秦始皇死后分崩离析，驰道也做了土，成为了历史长河里一道不起眼的剪影。
王谦在赌，赌大明皇帝长寿、赌大明的势要豪右野心家们奈何不了陛下、赌大明新晋的武勋集团不会以武犯禁、赌陛下不会轻举妄动不会干出类似明英宗亲征这样的丑闻来、赌陛下始终勤勉、赌陛下能克服克终之难。
这都是王谦在赌的东西，王谦自己编写了一套投资指南，《王谦发家的四个秘密》但那套投资指南、有价票证分析，其实归根到底还是在投资人性。
人的活动，不投资人性投资什么？
而倭国现在也开始了赌国运，这不稀奇，织田信长背靠大明，赌倭国的国运，织田信长死后，继任者的羽柴（丰臣）秀吉，悍然发动侵略朝鲜战争，也是在赌国运，赌大明不会为了朝鲜真的出兵，而且一连赌了两次，都被大明给打了回去。
直到丰臣秀吉死，被德川家康占据了征夷大将军之位，成立了江户幕府。
德川家康成了倭国战国时代的最后赢家。
毛利辉元，或者说毛利家一直是争夺关白、天下人、大将军之位的有力人选，因为毛利辉元和织田信长打的有来有回，和丰臣秀吉打的有来有回，和德川家康也打的有来有回，德川家康也是打败了毛利辉元后，才成立了江户幕府。
毛利辉元每次都差那么一口气，就把对手彻底打死，成为大将军了。
“对于小国而言，看起来赌国运就是唯一的选择。”张居正摇头说道：“但朝鲜背靠大明，不也好好的吗？其实对于小国而言，也有生存之道。”
“《韩非子》在亡征篇，也就是亡国征兆一篇中说：国小而不处卑，力少而不畏强，无礼而侮大邻，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
“韩非子，不得不读。”
小国有小国的生存之道，忠心耿耿的作为藩属国存在、在夹缝之中左右摇摆将骑墙发挥到极致谋求利益，或者赌国运，直接把所有的身家性命推上赌桌，赢家通吃输家通盘。
忠心耿耿做个藩属国，甚至可以实现世袭罔替，朝鲜就是世袭罔替的李氏朝鲜；
在夹缝中骑墙，需要极其精妙的政治天分和艺术，才能在不彻底得罪对方的情况吃下好处，这需要考验智慧，骑墙意味着谁都不得罪，同样也意味着谁都得罪。
而赌国运也是一种生存方式，反正局面已经如此糟糕了，再糟糕能糟糕到哪里去呢？这在历史长河里也有例子，那就是夜郎自大，夜郎国对着大汉赌国运，然后整个夜郎国也成为了史书里的一个称呼。
“大国绝不可赌国运，轻则断脊，重则亡国，一如北宋，北宋末年君主好大喜功，臣子自大傲慢而不能规劝，与虎谋皮和金国共谋辽国，重金买了燕云十六州，却不能守，最终天下尽丧胡虏之首，铁蹄踏处，哀鸿遍野。”张居正在讲大国赌国运的危害，他以北宋末年靖康之耻，劝谏陛下。
大明是天朝上国，现在虽然在一些地方仍然落后，但完全有资格这样自称，越是如此，就越不能操之过急，最终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大明在一些地方仍然是有落后的。
比如，大明当下就不能自称日不落帝国，因为大明广阔的疆土，太阳仍然会从大明的领土里落下；比如大明在海外开拓这方面，仍然十分的保守，元绪群岛这块巨大的试验田，仍然没有开花结果；比如在算学上，大明当下的探索，也就比之泰西领先了一个身位，每年泰西舶来算学书籍，对大明仍有借鉴意义。
万历十一年，大明才在毛呢制造上获得了规模上的领先，而大明毛呢官厂的技术，甚至部分落后于梅斯塔协会，横向规模足够了，但是纵向规模，时间还是太少了。
需要奋斗的地方还有很多。
“谨受教，先生所言，朕受益良多。”朱翊钧颇为郑重的道谢，无论是原来的历史线还是现在，张居正作为帝师，都是极为合格的，甚至是可以说是优秀的。
“先生既然熟读韩非子，那为何不注释这韩非子一书？比如先生提到的《亡征篇》中，有一句：商贾外积，小民内困，可亡也。在这一句中，有些人把内困二字，注释为崇尚私斗，其本意应该是百姓困顿不堪，生活难以为继，其注释多为揣测，谬离千里。”朱翊钧说起了《韩非子》的注释问题。
中原的儒学成为显学，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已经一千七百年了，《韩非子》这样的法家巨著，别说注释了，没失传，还是因为中原历代都有藏书的习惯，但注释已经面目全非了。
朱翊钧的意思很明确，要张居正注释法家，或者说百家著作。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国祚才能绵长。
《韩非子·亡征》四十七条，字字珠玑，每一句都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就是让这样的明珠在历史长河里蒙尘了千年之久。
“陛下，臣是儒学士。”张居正也有些为难的说道。
“考成法是儒学士能做出来的吗？循吏也是儒学的主张吗？先生，朕可是先生的弟子，先生所言所行，可不是儒生，先生做的事儿，很多都是儒生坚决反对之事，先生，朕今年已经二十二岁了，不是小孩子了，先生以为一句儒学士，就能骗小孩了吗？”朱翊钧示意自己已经长大了，不好糊弄了哟！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对于亡国的态度，儒家是避而不谈的，毕竟在儒家大同世界里是一个秩序分明，井然有序，各安其分各司其职的世界，如此有序的世界，怎么可能亡国呢？那国朝亡了也就亡了，皇帝轮流做，世家永流传。
仍然以亡征篇为例，王国光就说到了大明朝的势要豪右似乎在向外转移财富，进而躲避国朝不自由的律法，获得真正的、绝对的自由，王国光所担忧的事，在亡征篇里，也有体现。
羁旅侨士，重帑在外，上间谋计，下与民事者，可亡也。
朱翊钧试着对这一条做了注释，外来的侨居游士啊，他们把大量钱财存放在国外却得到了重用，上能参与国家机要，下能干预民众事务的，国朝可能就会灭亡了。
这就是王国光所担心的事儿，也在亡征篇四十七件事之中，这里面的每一件事，都值得警惕。
朱翊钧希望张居正能正式抛弃儒学士的身份，将先人的智慧捡起来，继续照耀大明前行之路。
张居正没有做出回应，反而沉默了下来，这已经不是陛下第一次这样要求，但之前他都没有答应下来，或者说没有正式注解诸子百家的巨著，张居正就是自己看，看完了给陛下讲筵，从未亲自批注过。
朱熹当年批注了四书五经成为了朱子圣人，张居正若是能把诸子百家的巨著注释完成，那也是张子张圣了。
朱翊钧就是在树张居正这块牌坊！
“陛下，臣不能开府建衙做这件事，臣是首辅，这是授人以柄。”张居正可以给皇帝讲法家、墨家、道家等等学术著作，但是他不能带着人注释诸子百家的经典。
因为他是首辅，一旦开府，哪怕是修书，也会被视为造反。
宰相之所以是宰相，是因为宰相可以开府建衙，自选僚属，处理军国大事，哪怕只是修书，也会被朝臣们视为张居正打算谋权篡位了，哪怕张居正曾经摄政，但他从来没有开府，违背朱元璋废宰相的祖宗成法。
现在他修的大明会典，也是利用的翰林院和国子监，用的是大明现有的衙门。
注释诸子百家，沿用被儒学士完全占领的翰林院和国子监根本不可行，需要另外开府建衙，这就是矛盾的地方。
“其实可以变通一下。”朱翊钧面色复杂的说道。
张居正看着陛下哭笑不得，他摇头说道：“陛下，这个真的不能变通，任何形式的开府建衙，都应该被视为谋逆的存在。”
“陛下，太祖废除中书省，可不是单纯因为胡惟庸案，而是因为胡元时候，那些个宰相们相继祸乱朝纲，才痛定思痛放弃了废除了中书省，罢黜宰相永不再设。”
“首辅只是首辅，首辅不是宰相。”
朱翊钧立刻说道：“那全楚会馆、全晋会馆呢？那不也是已经等同于开府建衙了吗？”
张宏扑了个空，中书舍人早就入厕去了，陛下和张先生的讨论逐渐大胆了起来，记录到赌国运的讨论就是，后面的闲谈就没必要记录了，皇帝也要有点隐私的。
朱翊钧和张居正的讨论非常大胆，这些，都是大明不能触碰的话题，陛下和先生不是坊间喝着大碗凉茶，对国事评头论足的老汉，陛下这番讨论，目的是为了改变现状，这就是最要命的事儿。
大明皇帝表达了自己的疑惑，这全楚会馆、全晋会馆，和开府建衙有什么区别吗？座师和那些开府建衙门的宰相又有什么不同呢？
注释了百家巨著，将这些注入到科举之中，完成对儒学垄断权力的反攻，就是朱翊钧在刨贱儒的祖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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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府建衙是要自选僚属任事，大明座师，更多的是一种强迫性质的人身依附，并不能任事，想获得官身，都得走科举，吏部，正统十三年起，罢大臣保举之法，就是避免愈演愈烈的兴文匽武之下，再出现横行无忌的宰相。”
“陛下，林辅成，林辅成能获得官身，是陛下特别恩典。”张居正举了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座师制的会馆，并不能任事，给官身，考不中举人进士，官身仍然是一道天堑。
“真正能称得上是开府建衙的就只有胡宗宪了，胡宗宪当初的幕僚徐渭、茅坤等等，都是因为是胡宗宪平倭的幕僚，获得了官身，这也是他后来被徐阶追击的原因之一，当然徐阶追击胡宗宪，主要还是为了对严党的反攻倒算。”张居正解释了下为何胡宗宪的谋反罪名可以成立的原因。
当时，朝中对胡宗宪是否涉及谋反，除了假传圣旨这件事外，就是他开府建衙，这种讨论还没有结果的时候，徐阶动手了，让胡宗宪瘐死在了牢狱之中，做成了既定事实。
当然，现在徐阶也被皇帝亲手摘了首级。
“先生所言有理。”朱翊钧认可了张居正的说法，张居正虽然是首辅兼吏部尚书，但每一次的人事任免，都是经过了极为激烈的争夺，梁梦龙这种核心弟子，也要去绥远获得征伐俺答的功劳，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