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已经黑了。亮着车灯的无数汽车，流星般地飞驰而过。
一艘挂满了彩灯的轮船鸣着汽笛，梦一般在黄浦江面上缓缓游动。
当太阳再次照到这条冷清而陈旧的街道上时，东亚公司楼上的窗户里，露出了张福林向外张望的脸。他朝下望去，脸上的肌肉不禁轻微颤抖了一下。
狄庆槐依然坐在对面的街沿上。他抱着行李，头伏在胳膊肘里一动不动。这一夜，他竟然就是在这大街上坐过的！
张老板无可奈何地暗自叹道：这乡下佬真是顽固得可怕，可怕！他离开窗户，快步走到办公桌前，坐下，拉开抽屉，拿出一个钱包，还有用报纸包着的不少零散的钞票。
突然他眼睛一亮，在一张五十元的钞票上，发现了一组数字。他好奇地照着光看着，发现那竟是自己家里的电话号码。他终于想起什么来，笑了，连声叫道：“阿毛，你来！”
黄秘书应声进来了，问张总什么事。张福林对窗口努努嘴：“那个乡下人真是顽强，他要真这么死缠烂磨，阿拉还是吃不消。好吧，是帮他一把的时候了。”
黄阿毛不解地看着他，张福林说：“我要给他买张车票，再送他一笔路费，用我的车送他到车站，让他老老实实地回家去。”
他把钱包和钱整理好，特意将那张写着电话号码的钞票，放在面上。然后推到秘书黄阿毛面前：“去办吧，然后请他上来。”
黄阿毛看着写了数字的钞票，十分吃惊地说：“老板，你这不是自找？”
张福林打断他：“只管照我说的做！”
然而狄庆槐根本不领这个情，黄秘书刚把车票送到他手上，就被他撕了个粉碎，张老板康慨馈赠的那一大笔“路费”他没有拒绝，也无法拒绝。这笔钱相当于他这个堂堂厂长一年的工资，张老板的用意不言自明。他小心翼翼地将钱揣进衣袋，冷笑着对那姓黄的家伙说：“想用这个就堵上我的嘴？没门儿！回去告诉你的老板，我是铁了心跟你们斗到底啦！”说罢，他扛起行李箱，跌跌撞撞地走了。
天无绝人之路，如果不是弟弟庆祥及时来电话，让他去找姑父徐世坤，狄庆槐根本无法再呆下去。姑父的家是西郊富人区一座独门独院的豪宅，狄庆槐好不容易找到这里时，天已经黑了。按响门铃，出来一个老保姆开了雕花铁栅栏，他被引上楼去，发现一个满脸沧桑的小老头儿已经在门口迎接他了。
这就是姑父徐世坤。原来家里早跟姑父通了电话，老头儿这几天一直等着他呢。
姑父年近七十了，原先也是狄家湾人，但十来岁就来上海，在珠宝行学生意，后来又在证券交易所混；听父亲说，姑父是个生意精，临解放时在上海滩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暴发户了，解放后娶了来上海念中学的他姑姑。
他本来好好地在一家公私合营手表眼镜店当小职员，一九五九年搞运动，不知怎么被人揭发出解放前做过大烟生意，还跟杜月笙的青帮有染，结果一下栽了，与老婆一起被押送回狄家湾接受改造。
那阵子狄庆槐还没来到这个世界，懂事之后，他对这位姑父印象也不深；十多年前姑姑生病死了，徐世坤很快也离开了狄家湾，又去了香港投亲靠友，他们两家就很少有联系了。
老头前两年又从香港回上海定居，这份儿疏远已久的亲戚关系才算重新接上，不过各忙各的事，来往还是很少，幸亏二弟庆祥是个有心人，姑父给他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一直保持着，不然偌大个上海，狄庆槐上哪找人去。
狄家湾最近发生的一切，老头儿显然都知道了，对狄庆槐说不上热情，也丝毫不显出冷淡。他让一身肮脏的内侄先去洗了个澡，换上一身早已替他准备好了的衣服，然后又看着他狼吞虎咽吃下保姆现做的晚餐，这才带着他进了空空荡荡的大客厅。
老头儿指一下沙发，示意他坐下，然后自己先坐了下来，开口就问起这些天他在上海为什么不来找他，狄庆槐站在他对面，四下环顾着，有些局促不安，犹豫一阵，决定还是说实话：
“姑父，我是走投无路，只好来打扰您了”
老头儿淡淡一笑，摆手让他别说了：“还能想得起来找我，就不错。”
狄庆槐说：“姑父，那年您从上海被遣送回村的时候，可是比我现在要狼狈多了；后来你离开狄家湾的时候，我才十七八岁呢，这才多少年，您这日子完全变样了”
老头儿感慨万分，连连摇头：“不堪回首，不堪回首！”他指指茶几上的一壶水“怎么还站着？坐下聊吧。你爸爸他们还好？”狄庆槐顺从地坐下了，答一声还好，接下去不知该说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