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人丢下一句狠话，看到有人过来了，冷笑一声转身就走了，这道让李浩有些无语，似乎没有自己出手的机会啊，不过还是有些关系的问道：“黄医生，你没事吧？”
黄丽然看了一眼李浩，有些勉强的笑道：“没事，谢谢，你妹妹好了点吗？”“恩，好很多了。
刚才那是？”“”黄丽然沉默了一会儿道：“如果真要说的话，算是医药代表吧，就是推销药物的人。”
“医药代表？那怎么会和医院起冲突？这不和常理吧，你们可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啊。”医药代表经常贿赂医院的医生的新闻倒是听说过不少，一般都是他们看医院的脸色吧，难道刚才那个人是所谓的药霸？黄丽然苦笑道：“这次中央调控了常用药物的价格，本来是很好的事情，可是，这损害了有些药商药厂的利益。
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们换个名字和包装继续高价卖，刚才那人就是如此，我不同意，所以有了冲突。”李浩皱皱眉头，这种事情啊。
本来就是屡见不鲜的，他听说了不知道多少次了，只是没有想到在这样的乡下国办医院也有这样的事情，难怪看病难，看病贵这个问题连续十年是民众最不满意的事情。药品降价已经进行了10年，全国性大规模降价21次，声势很大，实效却不大。
只要不从‘以药养医’的根上下手，再干10年，再降100次价，也解决不了问题。以行政手段强制降低药品价格，结果可能逼迫这些降过价的药品退出市场，不仅不能让老百姓享受到实惠，也让本就处境艰难的医药企业雪上加霜。这使一些医药企业想方设法注册所谓“新药”绕开国家的价格管制自主定价。
医药企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不得解脱。“以药养医”现行体制下，医院购进的药品价格越高，意味着医院的加价收入就越高，获利越大，这就刺激医院更愿意用高价药。一支青霉素的价格只有几毛钱，利润极低，没有回扣，医生便使用疗效接近但价格较高的头孢类药物。
目前市场上已经有很多廉价药品难觅踪迹，前不久上海一病危儿童需要最普通的抗菌药物“复方磺胺甲恶唑注射剂（复方新诺明）”竟在全上海找不到。现行“以药养医”制度使得医疗机构成为逐利机构。
医院收入、科室奖金相当一部分来自于药品创收，部分医疗机构和医生在企业的诱惑下，或明或暗地向企业索要回扣。“‘以药养医’的制度不解决，滋生腐败的土壤就不可能铲除，治理商业贿赂的效果也只能是表面的和暂时的。
“以药养医”机制促使医生开大处方，造成药物滥用，不仅加重了医疗负担，同时还增加了药品的毒副作用产生耐药性。
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显示，中国国内住院患者的抗生素使用率高达80％，其中使用广谱抗生素和联合使用的约占58％，远高于30％的国际水平。
根据卫生部医院统计数据测算，通过药价加成，全国医院每年的药品加价获利收入500多亿元，医院和医生每年从医药企业获得‘公关费’和‘回扣’也有数百亿元，这些费用以及医院无偿占用医药企业的上千亿元流动资金，维系着医院的运转。
药品必须“公关”和给“回扣”才能进入医院，意味着药品在定价时必须给这部分灰色支出留出空间，而目前国家药品定价机制不合理和权钱交易腐败，恰恰给企业留下了可乘之机。
这刺激企业想方设法获得一个较高的国家定价，或者通过注册所谓“新药”绕开国家的价格管制获得较高的自主定价。
这也正是药品“降价即死”和催生高价药的根本原因。李浩有些惊讶的看着黄丽然道：“黄医生，你真是个好医生。”的确，买那些降价药对医院来说利润极低的，就算是国办的医院，销售额也关系到了政绩，看不出这个黄医生是如此讲原则的人，而且在医院的权限很大啊，黄丽然苦笑道：“我不是什么斗士，只是想独善其身而已。
而且这么小的乡村医院来治疗的都是普通的农民百姓，他们一年的收入也不过平均一千多而已，不管以前还是以后怎么样，至少我担任这个院长的期间，希望让他们买点便宜的药物吧。”
李浩有些肃然起敬，她没有说什么冠冕堂皇的话，但是却很实际，当下道：“黄医生，你的确是个好院长。
不过看你的口音和气质就知道你不是这里的人吧，似乎有上海的口音，你是从上海来的？”“是的，我是上海医学院毕业生，在上海实习了几年后，这次参加下乡支医活动，要在这里带上二年多，先生，你似乎也是上海口音？”
“呵呵，真是巧了，我也是从上海来的，不过我不是上海人，只是在上海混了十年而已，没有什么出息，厌倦了大都市的生活，回到乡下老家而已。”“原来如此，不过李浩先生的上海话很地道，而且这里也没有什么不好，我很喜欢这里的，山清水秀，民风淳朴。
我感觉在这里支医就像是在风景区度假一样，这里的铁砂河很大很长，很清楚完全没有污染，我最喜欢在堤坝上钓鱼呢，上次我还掉了一直很大的去青虾，难以置信，竟然和海中小一点的大龙虾差不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