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直帮着方望海和苏泽做事，但是在方望海逐渐被排挤之后，李贽就开始在南直隶各地游历。
前段时间，王艮的亲传弟子颜钧先生，在盐城讲学，吸引了大量读书人前去围观。
颜钧在盐城组织过盐丁抗税后，在南直隶声名鹊起，紧接着他又在淮安、扬州、泰州活动，成立了好几个互助会和工匠社团。
颜钧也通过自己的声望，成功的和工坊主或者官府官办作坊磋商，提高了这些工匠和雇工的待遇。
因此颜钧的声望大增，他还多次讲学，传播基层互助的学问。
李贽和梁汝元，就是在颜钧讲学的时候认识的，两人一见如故。
颜钧讲学，一时之间，在长江以北的淮北地区，各种团体如同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
江南的局势则和江北有些不同。
在苏泽天工书院的影响下，如今江南是各种工坊遍地，特别是棉纺织和丝纺织这两个产业，原本江南的工坊就很密集，在新技术的推动下，一些规模比较大的民办工坊出现了。
比如徐家在崇明岛的棉纺织工坊，徐家二公子也是有商业上的魄力的，在发现自家的织布机落后之后，立刻将所有的织布机全部拆了，然后订购了天工开物中的骡机。
在使用了骡机之后，徐家织布工坊的生产效率大增，徐家的棉布产量增长了十倍！
之所以没有继续增长，倒不是因为生产力的原因，而是徐家的棉花不够了。
不仅仅是徐家，太仓王家，南京城内的几个勋贵家族，他们都通过开办工坊赚到了钱。
大家族赚大钱，小家族也赚到了小钱，在新技术传播的几年时间，江南的富庶再上了一个台阶。
靠着棉布生意，徐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在满足了辽东军需的同时，徐家也在组织商队向北方贩卖棉布。
接下来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曾经和苏泽在松江府争斗的不可开交的徐家，竟然在贸易这件事上和苏泽达成了合作，他们租用上海抗倭总团的船队参与北方贸易。
苏泽留在南直隶的三个产业中，天工书院的培训课程基本上完成了，几种产业新技术已经扩散出去了，官府也不可能禁止这些工坊。
报纸属于是随时可能被官府禁，但是只要活字印刷技术存在，销售的网络还在，以大明官府对地方的控制力，禁报还不如不禁，属于苏泽只要想办，就可以继续办下去的。
只有上海抗倭缉私总团敏感，最难保留下来。
事实上，随着方望海逐渐失势，更多的势力也盯上了上海抗倭缉私总团。
如今停靠上海县港口的贸易商船络绎不绝，主要有这么几个线路。
北上登州港的航线，松江府的棉布，通过海上贸易运送到登州港口，再由朝廷在登州港口的海船送到辽东。
登州到辽东的贸易是朝廷批准的，而且朝廷很快尝到了海运的甜头。
比起路上运输，海运的损耗更小，而且一次运输的量也更大。
如今辽东的军械、粮草、棉衣，全部都在登州转运。
松江府的棉衣甚至有时候都不用换船，直接北上辽东运货就行了。
江南的船，在登州将棉布换成盐，再从山东拉回来。
各种辽东的特产，比如毛皮、人参这些，也都出现在登州的码头上，这些东西在江南都能卖出高价。
另外一些船队，则是将江南的丝绸运送到福州，这条航线已经几乎捆绑了整个江南的丝绸行业。一个证明就是，在嘉靖四十年倭寇动乱严重的时候，江南的丝绸销量几乎打了骨折，现在江南的士绅们更关心福建的平倭进展，甚至比福建人还要关心。
唯一的好消息是过了春节，已经有琉球船只靠港，一些去年挤压的丝绸已经开始换成银子。
福州水师新军开始给琉球朝贡商船护航，福建那边又开始收购丝绸了。
一南一北两条贸易路线，让上海缉私总团的码头成了下金蛋的鸡，成了当地官府和南京六部都垂涎的香饽饽。
为了保住这个港口，苏泽也用了不少手段。
比如在长江口又会出现一些“倭寇”，这些倭寇会恐吓从其他港口出发的船只，也会故意在长江口航行，让南直隶上下都不敢裁撤缉私总团。
另外一个就是苏泽也和江南的大家族合作，和他们谈比较低廉的港口价格。
这些大家族也想要自己修建港口，比如松江府徐家就在崇明岛上修建了码头。
可没想到，去年十月份突然涨水，将徐家的码头给淹没了，徐家在崇明岛的投资损失了很大一部分。
而且这些大家族也发现，一个又安全，又能停靠海船，又能不被海上风浪影响的码头，是多么稀罕的地方！
很多家族在江南的海岸线寻找了一番，发现只有上海这个疙瘩地方是天然良港。
这苏泽的眼光也太毒辣了！
最憎恶苏泽的徐家二公子，也承认苏泽是个奇才！
而且港口建设和港口管理，同样也是一个技术活，有时候自己建造码头，似乎还没有租用码头划算。
这么一下来，松江府徐家和太仓王家，甚至南京的几位国公，都成了上海码头的合作伙伴，苏泽几乎是免费让他们靠港，还提供在长江口的护航服务，反倒是将上海这个重要的港口牢牢把握在手里。
不过这些江南豪绅也算不上是全无烦恼，随着工坊的规模扩大，雇工之中也出现了新的对抗力量。
比起农民依赖于土地，对地主的压迫不敢反抗，雇工的反抗频率要高的多，斗争的烈度也要高的多。
最近在江南声名鹊起的雇工领袖孙卫，年后就在江南组织了一次五千人规模的棉纺织雇工停工活动。
孙卫的停工抗议时机非常好，就在福州航运通畅，各家棉纺织工坊开始动工完成订单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