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九层妖塔,是由墓道、墓门、回廊、东室、西室、中室和南室组成。
这种“十字形”的墓室布局,其实沿袭吐蕃早期高等级墓葬的先例。
比如文献中曾经记载了松赞干布的墓,“墓作方形中网格”、“在陵内建神殿无座,其外封如山”。
而血渭一号墓,中室为木椁室,加上东、西、南三个石室和北墓道,也是比较符合。
再看其中随葬品,早在2018年,当时的3.15热水墓群被盗事件,就已经震惊全国,其涉桉文物多达646件。
而从2019年开始,针对已经被盗掘的一层和二层,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
这一次发掘又有了新的进展和发现,更多能够反映中西文化交流的随葬品映入眼帘。
首先是各类丝织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钵罗婆文字锦。
这是一幅8世纪的波斯文织锦,堪称举世无双仅此一件,具有浓郁的异域风格。
这为我们了解中亚纹样向东方传播,提供了绝佳的见证。
此外,则有大量的金银器,很多金银器都喜欢镶嵌绿松石,这也反映了吐蕃人对于绿松石的格外钟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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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锤蹀金片的工艺不仅流行于北方草原,吐蕃也同样适用;
而动物纹样的饰品,则依旧游牧民族最喜欢表现的题材之一。
据最新消息显示,此次历经三年抢救性发掘的文物近千余件。
如此丰富且珍贵的随葬品,也让人不免推测其墓主人究竟是谁?
其中有一枚应有骆驼的印章,或许能成为解开墓主人信息的关键。
但目前能推测的是,它应该属于一位高等级的吐谷浑首领。
吐蕃在征服青藏高原的过程中,先后吞并了数十个小邦。
比如羊同、苏毗、吐谷浑等等。
这些小邦或者与吐蕃有亲属关系,要么则与吐蕃王室进行联姻,深受吐蕃文化的沁润。
而吐蕃作为一个横贯东西的文化交流中心,在其影响之下的吐谷浑墓葬中,出现多种文明特征也就不足为奇了。
彩绘人形木牌、镶绿松石的黄金饰品、金胡瓶、马具金饰件、图桉丰富的丝织物……
截至目前,共出土金银器、铜器、铁器、漆木器、皮革、玉石器、玻璃器及纺织品等各类文物1000余件。
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了大量精美遗物,部分遗物工艺与装饰图桉,带有浓郁的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等民族风格。
元朝是历史上,中西文化交流最为频繁和成功的年代。
也许通过元代的一些东西,还能发现西域那地方的一些秘密!
当然,这个陈文哲还不着急,毕竟他现在也没有西游的打算。
继续翻看照片,两件釉里红瓷器的中间,夹杂着不少荷叶纹的瓷器。
在元代,这种荷叶纹的瓷器好像不少。
元统一华夏后,希望汉蒙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荷叶象征和谐美满,所以荷叶盖罐是元龙泉窑的典型器,也是元统治者极力推崇的吉祥器物。
器型浑厚圆润质朴,包浆肥厚,简约中透出富贵端庄的气质,代表了那个时代的风貌。
物以稀为贵,既然这种青花比较多,也就不算太过珍贵。
所以,陈文哲的注意力,还是集中在两件釉里红瓷器之上。
一件釉里红转把杯,高10cm,口径7.7cm,足径3.8cm。
杯撇口,深腹,瘦底,下承以中空竹节式高足。
通体施青白釉,杯身涂抹3块釉里红斑,并置一小圆系。
杯底和高足以子母榫相衔接,可以自由转动而不脱开。
此杯装饰斑块发色鲜艳,似晚霞般美丽,实属难得之珍品。
可以任意转动的杯足,更增其玩赏性。m.
1980年,西江高安元代瓷器窖藏之中,也曾出土一件元代釉里红印花塑贴蟠螭纹高足杯,其杯足亦可转动。
由此可知,转把高足杯应是元代高足杯的时代特征之一。
另外一件是釉里红划花兔纹玉壶春瓶,高20.5cm,口径6.3cm,足径6.8cm。
瓶撇口,细颈,垂腹,圈足。
通体施青白釉,肩部及腹径最大处各有暗刻弦纹4道。
上腹部刻划一只野兔,奔跑于花草间。
小兔作回首观望状,以釉里红点睛。
此器整体刻划技法娴熟,刀锋犀利洒脱,线条流畅自然,形象栩栩如生。
花纹空白处随意涂抹釉里红,形成红地白花,增强了图桉的艺术效果。
瓶内口部,涂抹釉里红。
玉壶春瓶是元代景镇瓷的常见器型,其品种除釉里红外,尚见有青花、青白釉、孔雀绿釉青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