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自己那位大使丈夫不在伦敦的时候，潘多娜-福尔默都起得很早。今天清晨她起得和耐德-弗兰契一样早。她饮咖啡时，他正在慢跑健身。潘多娜常常想弄清他在使馆的真实身份，在她看来，防卫处副官只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头衔。
她一边喝咖啡，一边仔细斟酌即将成为成功现实的所有细节，这是她——阿道尔夫-潘多娜-福尔默夫人的成功，她丈夫是美国总统派驻英国的私人代表和特命全权大使。
注意细节正是潘多娜的特点，有些人认为她本人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你可以用5这个数字来概括我的相貌特征。”她常常对妇女杂志的新闻记者说。记者出身的她擅长用生动形象的语言，给听众留下经久难忘的印象。
“我与5这个数字有不解之缘。”她用柔和的嗓音侃侃而谈，现在她早已不带密西西比地区的腔调。“我身高5英尺，所有服装，包括鞋子都穿5号。个头偏矮，”说到这里她常常伸出两条纤细的腿“所以我几乎总要穿上这些讨厌的后跟高达5英寸的鞋。起初颇感不便，后来总算习惯了。”
说到兴头上，她会突然中断这番妙趣横生的描述，告诫读者切勿效仿她穿高跟鞋，除非她们对她这轻到极点，还不足100英镑的体重情有独钟。
“也就是7英石。”1为了照顾英国听众，她再补充一句。每回接受采访前，她总是细致入微地做好准备工作。
1英国重量单位，1英石相当于14英镑。
说到这里，采访人会不太客气地提到与她恰成鲜明对照的大使先生——体魄健壮，身高近7英尺——不过潘多娜会巧妙地使谈话重返主题。
福尔默夫妇初来伦敦，对外交工作也很生疏。然而谁也想不到潘多娜在这方面竟能无师自通。今天早晨，新的一周刚刚开始（这一周结束于7月4日星期日），潘多娜便显示了自己格外重视细节的不同凡响之处。她希望自己赢得胜利，同时也能大大提高总统的威望。
潘多娜知道她正在给大使馆制造麻烦。他们准想了解她为什么让自己的管家克罗斯泰克女士和女佣劳娜-麦伊-霍基帮忙悄悄打出许多邀请电话。她将不得不在使馆里来个先发制人，做点补救工作，尤其得与简-威尔周旋一番。
可是，她决不能听任那帮外交老手拿她的花园酒会不当回事。她也许会像一个大胆泼辣的年轻姑娘，踩着高跟鞋迈着轻快的步伐到处奔走，结果却是到处添乱。不过潘多娜-福尔默知道在一个庞大的机构里孤军作战是什么滋味，其体会之深，委实出乎任何人的预料。
作为美国最大的专业和百货联营商店福尔默联营商行有限公司总裁的儿媳，她早就被迫分析了驱使自己抛头露面的内在动力。自己的丈夫——总裁之子——首先被他父亲继而被其他管理人员视为白痴。原先雄心勃勃的她，嫁给了一个别无所长的男人，这本身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然而她却充分利用了他们唯一的优势——金钱。她督促伯德为共和党的竞选大量捐资。新总统就职伊始，便设法酬报慷慨解囊、忠心耿耿的福尔默。当总统告诉他，准备请他出任驻英大使时，福尔默被惊得瞠目结舌，好半天才缓过神来：“不，我不去伦敦。”
“请你务必去伦敦。”
他深深地吸了一大口气，接着很响亮地说了声“上帝！”总统在办公室里恳求自己的大恩人屈尊接受酬报，早已不是第一回了，但是态度如此诚恳，语气如此殷切，却实属罕见。
是的，潘多娜从窗口转身按铃招呼贝勒-克罗斯泰克女士时，心里转动着念头。她得设法让简-威尔乖乖听话，还得语气温婉地向伯德透露举行酒会的消息。伯德不喜欢这种大规模的社交活动，他得依次和上百个陌生人握手，他们当中谁也不会端酒给他喝。自从到此上任以来，他已经一个月滴酒不沾了。潘多娜深知好酒贪杯者身临一场大型聚会，要抵御醇香美酒的诱惑，该是何等艰难。
女管家打开她卧室的门。克罗斯泰克女士先是为比洛克西的潘多娜娘家人服务，后来又为先后居住在纽约和巴尔的摩的福尔默夫妇工作。她是个黑人，个头不及伯德-福尔默高，可是走起路来却比他快得多，对于一个已有67岁高龄、并且已经当上曾祖母的女人来说，这实在是惊人的速度。
“莫宁，贝尔，”潘多娜操着比洛克西的土腔“那个电话马上就要响起来了，一定要你自己或者我或者劳娜-麦伊接。我不想让任何人从我们这里打听到招待会的消息。明白吗？”
“不让大使馆的任何人知道？”
“别相信他们。”
“我谁也不相信，除了你和我。”克罗斯泰克女士说起了她们之间常说的笑话：“有时，我连你也不太相信。”
两个女人轻声笑了起来。
莫里斯-夏蒙摆弄的这种新式观察仪适用于微光观察，也适合今天这种阴沉的天气。此刻，他远远站在自己办公室的窗口后面，将这只大功率小型观察仪的镜头重新对准阴云覆盖下绿草如茵的格罗夫纳广场。现在天气转热了，那个叫米勒的姑娘一连几周在那里吃午餐，这本身不足为怪，使他格外留神的是她在座椅上频频记着什么。
他把镜头瞄准米勒，见她正嚼着手中的三明治。这时，耐德-弗兰契的私人电话响了起来。他不满地咕哝一声，放下观察仪，锁上自己的办公室门，走进隔壁耐德的房问。铃响了八下，他抓起话筒：“防务处办公室。”
“莫？还是我，勒维妮-弗兰契。他在你那里吗？”
“哎呀不巧，他刚离开办公楼。”
“我正等他打电话过来。”
夏蒙警觉地顿了顿：“我们今天上午处于高度警惕状态。耐德会向你解释的。”话刚出口，他就懊悔自己说漏了嘴。办公室人员按规定是不允许向自己的配偶透露任何情报的，即便对方是那个倔头倔脑的科里考斯基将军的女儿也不能违例。
“那我只好请你帮忙了。今早有人按我家的门铃。此人假冒邮差，说话声气挺粗。我估摸他是在侦察我家的电视监测系统，同时也想寻机干掉我。”
“他长得什么样？有没有清楚地录下他的相貌？”
“录下来了，可是只能看见后脑勺。弄得好能有他转身的侧面图像，现在可说不准。该有人来取走那盘带子分析一下。我等了一上午。现在清洁女工来了，我得去市场。什么时候能——？”
“先别出门，勒维妮。”夏蒙脸上痛苦地抽搐了一下。“所有能派出的人员今天上午都脱不开身。我再看看还能派谁。不过现在是午餐时间，恐怕得等一会。”
“我本以为耐德会”这话说了半截。
“他出去和联络员联系了。”
话筒另一端出现了一阵令人忧虑的沉默。
“下午2点之前会有人去你家取录像带。我保证。”
“那我在家等着。”对方搁下了话筒。她准给惹火了，夏蒙想，八成是生耐德的气。
他放眼窗外阴云笼罩下的格罗夫纳广场。那个叫米勒的姑娘仍旧坐在那张长椅上，双膝并拢，口里嚼着三明治。伦敦人三三两两懒散地摊开手足在草地上或躺或坐，抽烟聊天，一派闲适从容的神态，仿佛夏季太阳明亮的光辉洒满了他们的心灵。
那个面容憔悴、身挂两块木牌的高个男子形孤影单地立在一边，与这种悠闲自在的气氛形成鲜明的对照。那些舒舒服服地进餐小憩的人们对于木牌上的字谜全都不以为然。他那持重庄严而又虔心投入的神态像是在警告他们退避三舍。“除非你们准备加入我的行动，”那伫立不动的站姿似乎比语言的表现力更强“否则趁早走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