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点，耐德拟好温菲尔德官邸安全防务的初步方案，打发助手夏蒙回办公室准备中午的会议。夏蒙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开始整理准备用反射幻灯机投放在银幕上的各种图表。这时，耐德的妻子打来电话，耐德又不在隔壁，他只好打开门，走进耐德的办公室，拿起话筒。
他和勒维妮结束通话，在上司办公桌上的拍纸簿上匆匆写了几句。停下来朝窗外瞥了一眼格罗夫纳广场上最后一批稀稀落落上班迟到的职员。夏蒙虽来英国不久，却早已知道星期一上午11点前或星期五午餐以后打电话到别人办公室里是白费力气，因为他们不会在那里。
莫里斯-夏蒙上尉远比和他同龄的其他军官注意个人风度方面的细微枝节。那些在80年代被首批调往军事情报部门的中尉和上尉，是一些置传统礼仪于不顾的新派人物。他们漫不经心地把脚跷上桌面，说话常带脏字，还偷偷摸摸地吸毒。
夏蒙绝不会想到去接耐德的私人电话，除非事先得到他的指示；他也只用“弗兰契夫人”称呼勒维妮，除非她首先称呼他“莫”这些拘泥细节的表现，也许不再是在俄亥俄州桑杜斯基镇长大成人的居民性格特征的一部分，但却一直被夏蒙一家人奉为圭臬。
60年代初期，易卜拉辛-夏蒙还没有离开过贝鲁特这座尚未遭受战乱的城市。他那位远在桑杜斯基经营一家小地毯厂、又无子嗣继承产业的叔叔，提出只要他移居美国，即可让他当合伙人，他竟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很快，他的儿子莫里斯和两个女儿相继出世。他又在桑杜斯基周围地区另外开办了11家地毯厂。接着是莱伯叔叔退休。易卜拉欣当上地毯行会主席，卫里教会委员，成为当地显赫一时的人物。他期待着儿子莫里斯从西部后备役军校毕业，并且成为当地地毯业二号人物的那一天。
夏蒙上尉关上耐德办公室的门，走进隔壁自己的只有一扇窗户的办公室，锁上门。他打开袖珍收音机，准备收听新闻广播。隐秘是情报工作的第一要素，锁上两扇门，听收音机，是他确信不疑的可靠做法。在他履行由命运安排的职责时，一直是这样做的。
他从来不敢奢望，像他现在这样穿上做工考究的军官制服，肩头缀上标志上尉军阶的两道银杠，胸佩和平时期荣获的几根勋带，就会名副其实地成为某个集体的一员。他选择这种集军人、外交官和间谍三重身份于一身的职业，是受两种动机的驱使：一种是明确的，另一种是朦胧不清的。
明确的动机是，他不愿在退役之后，将一卷卷绒头地毯抛在郊区寓所里的那些家庭主妇面前，然后口若悬河地向她们夸耀那蹩脚的地毯如何质量优异。朦胧不清的动机一直朦胧不清，对他本人，对其他所有人，包括那个仔细研究过他的人，都是如此。
如果夏蒙能和谁无话不谈。那么这个人就是耐德，一个此间他视为唯一知己的人。他们首次相遇是在驻罗马使馆，而不是耐德来英国前工作过的驻波恩使馆。罗马，这个当时世间一切丑恶现象的孳生地，极左分子逞凶肆虐，新法西斯狂徒草菅人命，烦琐拖沓的办事程序，政府官员的欺诈行为，这一切使两人走到了一起。
一次，两人随意闲聊时，夏蒙闪烁其辞地提到了那个驱使他来此效力的动机。“我是桑杜斯基唯一的黎巴嫩人，”话没说完留了半句。
“永远被视为外来者的黎巴嫩人，是吗？”耐德会意地问道。
夏蒙没有吭气。耐德说出了他的心里话。
在接受对情报人员进行的甄别审查时，夏蒙却从来没有流露出外来者的失落感。那年9月，夏蒙没有像他父亲期待的那样去地毯商店工作，而是揣上所有积蓄，前往他所知道的世界上唯一不会把他当作外来者的那个地方。
黎巴嫩。
他刚刚踏上贝鲁特机场，就碰上德鲁兹教派穆斯林和长枪党民兵的激烈火并封住他的出路，他顿时意识到自己这个一时冲动下作出的决定是多么荒谬愚蠢。好在打那以后，紧张局势稍有缓解。他走在首都弹痕累累的大街上，精瘦结实的身体，黧黑的皮肤，泛着成熟橄榄色的眼睛，这一切都融入周围的景物。他对阿拉伯语的掌握仍属初级水平，主要靠听他父母亲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听懂时说的那点阿拉伯语。幸好他的发音还算纯正。
或者毋宁说，这是姨婆对他的安慰。姨婆向他透露了家族的秘密。莱伯叔叔是俄亥俄州桑杜斯基卫理教会的头面人物，易卜拉欣是他的继承者，夏蒙全家都是规规矩矩的基督徒。而在贝鲁特，他们却是犹太人。
“在这里，我们没有皈依基督教的可能。”她语气肯定地说。“人们的记忆是抹煞不了的。这里，生为犹太人，永是犹太人。”
他觉得自己正在朝她点头：“生为犹太人，一生是外人。”
有人敲门。夏蒙闻声惊起，惶惶然如被猎人发现的野兽。接着，他警惕地走到门口。“谁？”
“开门。”这是耐德-弗兰契的声音。
夏蒙慢吞吞地打开门。“对不起，耐德，我桌上的这些东西”
弗兰契瞟了一眼桌上的地图：“干得不错。唔，别关收音机。哦，勒维妮来过电话，什么事这样急？”
“她不愿说。”
“那就只好让她等一等了。”耐德硬邦邦地甩出一句。夏蒙看出，话刚出口，耐德就后悔自己说话不该如此尖刻。他怏怏不乐地叹了口气，坐上夏蒙的办公桌。“勒维妮是天底下最出色的军人妻子。上帝，怎么这话听起来像是墓志铭？”
见对方没有反应，耐德仰起脸瞅着他：“彼得-帕金斯有没有打来电话？”
“没有。”
弗兰契用手指轻轻摩挲着面颊，竭力使自己松弛下来。“我费了不少口舌，好言劝说各处的头头支援我们一些保安人员，以应付那个乱糟糟的星期天花园酒会。可是看来情况不妙，没有几个人让我们挑。现在只有两个联邦调查局特工和一个海关人员。”
夏蒙做了个“真遗憾”的表情。他自己知道，这种表情居然出自那张往常总是显露超然与冷漠的脸，势必会令观者惊诧不已。他那凹陷的面颊和薄薄的嘴唇，永远赋予他一副不苟言笑、有些人认为是蕴涵嘲谑的面容。夏蒙知道这是一张外来者的脸，凝然无神，让你捉摸不透，也许对耐德-弗兰契除外。
“你怎么看？”耐德想掏出他的心里话。
“你当然已经通知了情报局。”
“我才不会呢。”他的声音里透出一丝酸溜溜的意味。“这帮猴崽子精得很，什么消息摸不到！”
“可是你得出面，单单为了表明这事不归拉里-兰德管，你也得出面。”
耐德长叹一声，吐出心中深藏已久的怨懑。“情报局会干预吗？”
“肯定。只要你抓住他们的胳膊朝后掰90度。”
耐德冷冷一笑。“我一定要搞到一批人。”说着，手伸向电话机。“看到我的手势，你就打开保密器。”
在他那间锁上房门、堆满各种电子仪器和工具的宽大的办公室里，彼得-帕金斯正坐在椅上看报纸。如栎树一般硬朗的腰板挺得笔直，在椅子上弯不下来，因此他手举报纸贴在眼前，像是眼力不济。其实他虽已年过五旬，仍然不戴眼镜，目光炯炯有神，很少有看花眼的时候。
桌上的电话丁零响了一声又戛然而止。帕金斯放下报纸，在椅子上挪转身子，将一根耳机线插入一个普通小黑匣子的插座，粗大的手指有条不紊、干脆利索、一着不错地忙碌着。他拨了拨录音机上的两只调谐度盘，接通电源。
这声音真妙，帕金斯想道。大楼里只要有人接通保密器，他的电话就会丁零响一声，提醒他注意。这条窃听线路并不难装、因为楼里没有多少只保密器，而且大多是老掉牙的货色，简单的电动机械装置，而不是最新式的电子装置。
“你能给我多少人？”弗兰契上校的声音。
“我不玩没把握赢的游戏。”片刻之后响起另一人的声音，帕金斯听出是劳伦斯-兰德，他有理由相信此人现任美国中央情报局伦敦工作站站长。
“拉里，你是在散布悲观情绪。”
“别胡扯了，耐德，我在跟你谈正经事。趁早取消花园酒会，就说要防止爱滋病流行，疱疹流行，腮腺炎流行，说得越玄越好。发挥你的想象力。”
“我俩谁在胡扯？”
帕金斯心中窃喜。他最爱听美国佬这样互不相让地斗嘴抬杠，觉得可以从中增长不少见识。
“这不可能成功，耐德。中止这个计划得了。”
“来不及了。”
“绝对来得及。”兰德不客气地反驳。“赶快让潘多娜服下镇静剂，她那热得发昏的脑袋就会冷静下来。再简单不过的事。”
“现在我算明白了，谁在异想天开，指望用一根装有微型炸弹的雪茄就能使卡斯特罗政府垮台。你们这号人太迷信高科技了，很难得到别人信任。听我说，我准备供应香槟，烟熏鲑鱼，稍后还有正宗的田纳西猪肉烧烤。给我派些姑娘小伙来吧。”
“给他们吃猪肉？高招。这下那些穆斯林、犹太佬就会躲得远远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