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递给他一块巧克力，见他腾不出手来接，便放在茶几上。轻轻的一声，像是燕子归巢时的脆响。
“我还没说完呢，也是可以快乐的——”她把头发别到耳后，脸庞沐浴着斜阳，离他更近一些，“送我一个生日礼物吧。”
他庆幸自己即将从那过分聪明的质疑中脱身：“什么礼物？”
“问我要什么生日礼物啊……”她顿了顿，看他一眼，目光像阳光，金色的、半透明的，蜂蜜般流淌开去，“老师敢和我在一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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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看了他半天。慢慢浮上来的表情，有一点好笑，有一点得意，也有一点失望：“开玩笑的。”
“这玩笑不能乱开。”他摇摇头，从沙发上站起来，坦言道，“真是吓到我了。”
“过生日嘛，不要计较那么多。”她把那束玫瑰花抱到办公桌上，回过头来问他，“如果是真的，你会怎么回答？”
然而他已经推门走了。问题淹没在开门声里，她的视线和那束璀璨的玫瑰，被阻挡在门后面。他没有回答。他不敢回答。
之后好些天他都避着她。虽说是开玩笑，但他总以为不像；自我反思后，又觉得这种想法不好，万一人家真的在开玩笑，那不就堕入自恋——然而不论是开玩笑，还是真心话，都是他所不能求证的。好在新一轮中学生话剧比赛即将开幕，他忙着指导学生，也就渐渐忘了那一日的尴尬。而她也不见得轻松，海原祭过后，又要准备艺术节，气还没喘匀呢，就得拿着策划书，邀请他去做评委，人往办公桌前一站，依然是不卑不亢、有礼有节的样子，看不出任何龃龉和异样。
他还是叫她明理。她也还是，不用敬语。
回想起来，那时真是贪心。都知道有些事是绝对不行的，不行就是不行，没的商量。可谁都舍不得放下，是想在这“行”里走到头，然后收场。
然而那窄路，仅容一人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