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既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华民国，是该交庚子赔款的时候到了，自然列强对他有一番期待。
庚子年(1900)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于1901年9月7日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关平银4。5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982238150两，以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抵押，通商口岸的常关也归海关管理。
这项巨额赔款使中国社会彻底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也是近代史上中国单次赔偿最多的一次不平等条约。中国当时的人口大约45000多万人，庚子赔款每个中国人被摊派大约一两银子。这个赔款还本付息定在上海办理，先由汇丰﹑德华﹑道胜﹑汇理﹑正金五银行经收。次年美国花旗银行在上海设行，参加组成银行委员会，所收本息摊交各国所定银行。清政府以关税收入仅能抵偿旧借外债，为筹还赔款计，将年额2121万余两摊派各省﹑关，从而引起田赋﹑丁漕﹑粮捐﹑契税﹑当税﹑盐斤加价﹑关税﹑厘金﹑统税和各种苛捐杂税的不断增加。
由于在偿还该赔款时银价跌落，各国坚持按“应还日期之市价易金付给”，到1905年，镑亏积欠120万英镑(合银800万两)。4月26日清政府为支付这项差额，向汇丰银行借款100万英镑，年息5厘，20年还清，本息合计1525000镑。以关税及山西省烟酒税厘金作抵，债票按97％在伦敦发行，市价99％～103％。这项借款实际是庚子赔款的追加负担。
按《辛丑条约》中规定，清政府向西方八国共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中，美国应得到其中的3200多万两，折合美金2400多万元。1904年12月上旬，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就中国的赔款是用黄金还是用白银一事，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据理力争。谈话间海约翰透露出一句：“庚子赔案实属过多---”这一信息立刻被梁诚捕捉。这说明美政府已发现其有关部门在上报庚子之乱的损失之中，有“浮报冒报”的现象。梁诚非常机敏地放弃了谈判战略，不再去和海约翰纠缠赔款用金还是用银的了，而是“乘其一隙之明，籍归已失之利”。于是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在美国国会及议员中四处游说退还不实赔款，竟取得了意外的收获。
当时美国国内精英分子也并不赞成物质上的掠夺，像伊利诺大学校长爱德蒙#8226；詹姆士就认为：“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为此他于1906年初送呈总统西奥多#8226；罗斯福一份备忘录，要求美国政府加速吸引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他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措施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来造就一批为美国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新的领袖：“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
同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到白宫进谒罗斯福总统，他建议总统将中国清政府的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专门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1907年明恩溥发表《今日的中国和美国》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应该多让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去美国留学。
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鼓吹下，罗斯福给国会提出了一个谘文，指出：“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它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
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谘文。同年7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留下的那部分“实应赔偿”，内容包括美国出兵中国的军费赔偿及美在华商人与传教士的损失赔偿。
10月28日，两国政府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政府在最初的4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100人。如果到第4年就派足了400人，则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要派50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被派遣的学生，必须是“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当年龄”，中文程度须能作文及有文学和历史知识，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并规定他们之中，应有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
同时，中美双方还商定，在北京由清政府外务部负责建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于是，1909年6月，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这就是清华大学的雏形。1909年8月，内务府将皇室赐园---清华园，拨给学务处，作为游美肆业馆的馆址，学务处在史家胡同招考了第一批学生，从630名考生中，录取了47人，于10月份赴美。这就是后来庚款留美学生的由来。
1910年8月又举行了第二次招考。400多人应考，最后录取了70人。这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中，后来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胡适，他当年考了个第55名。同榜中还有后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等。
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在此后十多年间，据统计，由清华派出的留美学生就达1000多人。1909年起，美国将所摊浮溢部分本利退回，充作留美学习基金，正史上到1924年6月退回余款本利1250余万美元，作为中国教育文化基金。
美国的退款，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京政府于1917年8月对德奥宣战，并从同年12月起，大部庚款缓付5年，德奥部分因战败取消，和俄国缓付部分，都拨作国内公债基金。大战平息后，中国也涉足于战胜国的地位，各国都表示愿与中国“友好”，以便用和平的办法维护和扩张其在华利益，所以都紧步美国的后尘，陆续放弃或退回了庚子赔款余额，退款被广泛地应用到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和实业中。正史上只有日本分文不退，用这笔钱财发展军备，建立教育，遂速成为20世纪的强盛帝国。
在1922年底，本来暂缓5年交付的日期已经到了，不过由于世界各国在同期都发生了大小不等的经济危机，中国“也不例外”----这是张汉卿故意的示穷一招，在他认为，是有机会取消这一为数巨大且于国人尊严打击甚多的不平等条约的时候了。奉系控制下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占到整个中华民国的80%还要多，然而以张作霖为首的老奉系并不认同中央对赔款的“义务”，这样就使得这个以靳云鹏为首的中央根本没有能力“履行”其职责。当时张汉卿给出的理由是：国家尚未统一，奉系没有能力和义务对作为国家整体的事件负责。靳云鹏不得以照会中外，要求给予暂缓支付。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苏俄政府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俄国人在中国的特权也将取消，而所有这些的交换条件只有一个：北洋政府承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1922年10月，在张汉卿支持下两国签订《中俄协定》，其中规定退款用途，除偿付中国政府业经以俄款为抵押品的各项债务外，余数全用于中国教育事业，由中苏两国派员合组一基金委员会（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负责处理。
美国此时已决定转而支持张汉卿，所以在此件事情上并没有过份紧逼。只有法国、英国、日本紧咬着不放，但是中央政府没钱，“财政长”奉系不出头，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敢将中国推向苏联一侧的怀抱，所以不得已又延期了一年，只是海关尽数把持在外国手中。
现在奉系把持着中央政权，旧事又重提了。张氏父子当然不想把这笔钱白白地流出，无奈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虽然这“债”欠得有些不地道。但是除非张汉卿像后来**党一样将旧秩序统统推倒，来个一概不认，否则是无法绕过这个“理”字的。
可是一概推倒的条件不成熟：美日英法等国刚签完《华盛顿条约》，对中国达成了“门户开放”政策，至少在表面进入了一个“和谐期”，张汉卿惯用的“以夷制夷”办法失灵。以中国之实力，现在真的狂妄的要和东西方的帝国主义全面开战，只怕后世国人要骂自己为慈禧第二了。
可是欧美帝国主义口中宣布放弃庚子赔款的余额部分，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始终以此为借口把持着海关不放。不过目前的形势确实需要“攘外必先安内”，外侮多年，真的不在乎多这一会。小不忍则乱大谋，若是国家不能尽快强大，受侮辱的日子还在后头。
最不地道的还是日本。日本派出专使山本、也是“满铁”的理事长，将庚子赔款关于日本部分作了如下修正：“日本帝国同意考虑暂停庚子赔款，所作补偿是中方将‘新五路’管辖权及沿路之设施交日方控制20年”。
所谓“满铁”，全称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它在中国现代史上鼎鼎有名，有“国策公司”之称，当时不仅给关东军提供了从事军事政治谋略和夺取经济命脉的力量，而且还全力地充当了关东军的超级后勤部。早在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取了中国东北地区的东清铁路南满洲支线长春以南路权，之后日本便设立了这个“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表面上这是一家股份公司，实际上是日本的侵华大本营，它的历任总裁都是由日本政府直接任命的。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来说，假如没有日本垄断财阀的支持，也不能进行侵略战争，因为军事实力是以经济实力作基础的。“九一八”事变时，日本的关东军只有1万多人，他们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占领了东三剩假如没有实力雄厚的“满铁”的参与、配合和支持，那关东军是难逞其凶的。
这时的“满铁”已经在东北拥有了4。4亿的资本、1100公里的铁路、480平方公里的铁路附属地，还有将近4万名职工和50多个关系会社。它秉承主子的意旨，又盯上了被张汉卿视为对“南满铁路”重要限制和东北战略大动脉的“京哈线”。
已经执掌政权的张作霖自然不会做这“青史留名”且又自掘坟墓的事，但是又不想在可能全面取消庚子赔款的重大历史关口有日本这样一个强硬的阻力，且因此在中国全面恢复经济的时候和日本反目并不明智，因此只是私下表示可以通过协商，指示政府与日本缔结一个秘密和约。但是作为回报，日本政府必须首先明确放弃庚子赔款的政策。
这样，苏俄带头、美国示范、日本或明或暗的放弃，对中国有强大地缘政治影响的诸大国在此事上的一致，很快变成为各签约国一致的追随。在美、苏、日、德等大国或赔款比值占优势的大国均表示放弃赔款的压力下，全面取消各国庚子赔款水到渠成，获得列强的一致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