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推移，曹锟、张作霖和徐世昌对靳云鹏内阁，却都不满意了。直系认为，靳云鹏偏向奉系，在财政和权利的分配上，因为靳云鹏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靳有意向奉系倾斜。这也是实情。因此，曹锟对这个内阁渐生厌情，意欲改组。本来靳云鹏是亲奉疏直的，奉系对靳应该好些。但靳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难免不考虑直系的一些要求，或者说，也要顾及到直奉双方的实力均衡，这也使张作霖不满。使张作霖最不满意的是，靳云鹏竟然为平衡直奉势力，拟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若非张汉卿在湖北的行动已在实质上已打乱历史的流转，张作霖最看不起的小师长一下子就会提到和张某人平起平坐的位置上，张作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虽然他兼着蒙疆经略使的头衔，但主要头衔部分还是东三省巡阅使）。
总统徐世昌和总理靳云鹏之间，矛盾也是非常尖锐，几不能共事。徐世昌和旧交通系分子关系密切，渊源很深。旧交通系亟想把靳云鹏赶下台，他们想利用掌握中国财政金融的特殊有利地位，掀起一次倒阁风波，正史上新上台的总理便是亲日派的旧交通系骨干梁士怡。
到了冬季，北京政府达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闹穷的风潮业已波及到了中央政府雇员，并进一步扩大。11月14日教育部部员举行“同盟罢工”，其它各部部员也因欠薪而“怠工”，日常政务几乎不能进行。更有甚者，参谋部自动请求解散。许多部的长官也要求辞职。陆军总长蔡成勋、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董康等，面对部员索薪，无计可施，只得要求辞职。各省军阀一面截留税款，招兵买马；一面却用十万火急、百万火急的电报向北京政府催饷，暗含杀机。更为严重的是，日本人在华盛顿会议时期散布五国共管中国财政的谣言，藉以破坏中国国内银行的信用。因此，自11月16日起，北京、天津、汉口等处的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发生了挤兑风潮。
远在武汉的张汉卿不愿意发生这样的变更，历史就是因为张作霖倒靳扶梁，最终给吴佩孚以借口，才发生了导致奉军第一次大败的直奉大战，将奉系在关内经营多年的事业毁于一旦。靳云鹏虽然左右摇摆，毕竟他在位时北方大定，于自己实力扩充方面颇多默允。直系在北方颇有根基，作平衡之举也是迫不得已。且靳内阁广为英美各国所承认，并为大部分省份军阀所赞同，具有法理上的正统优势。趁此机会，奉系以扶梁为契机，在北京人事行政上占有更多的话语权，可能比倒靳更有好处。
思谋再三，张汉卿先发密电于张作霖，电云：“父亲大人均签：窃闻我人有弃靳拥梁之举，学良绝不赞成。现国家局势，皆在父亲之手。中国孱弱，实无力尽驱列强，虽英、美、日均为一丘之壑，但日人尤为我东北之心腹大患。若梁士怡辈执政，则为曹、吴所素忌，直奉必有一战。我胜，则英、美不甘于日本独占中国，必有反弹，而日人则坐得渔利，于北方形势不稳。我败，则痛失一统天下之大好局面，从此胜负易手，将来未可料也。适学良已与美人取得互谅，以渐次取代直系地位。南方乱局渐起，父亲可利用孙中山之名望，行统一中国之大计，方可不仰人鼻息。以上种种，均赖政局之稳。
直系钱粮本依中央，彼虽兵多，然北、西、南均为我所得，发展乏力，已成困兽。皖地平瘪，鲁地不安。父亲当控制中央财权，而后以各省自治为号，则人心向奉，而直系势力为各省所不容。彼时统一军政，行废督裁兵之名，则其军后勤无着。且我欲东下皖、鲁，打通津浦线，南北奉军联成一体，则我军力量倍增，直军发展困顿，假以时日，彼消此长，可不战而平北方。”
另以明电一份，通电支持靳云鹏，并发出“统一全国”的口号，电文是：“陕甘巡阅使张汉卿致电徐总统世昌、靳总理云鹏、孙中山先生并各省军政领袖：自袁总统反复以来，民国四分五裂，法统不存，政分南北。国之大厦将倾，民之人欲无存。当此之时，列强环绕，亡我之心不死，黎民生活困顿，经济危如累卵。南北分裂以来，国家由武人、官僚的割据垄断，各省人民，因受武人、官僚专制垄断之毒，奋起而争自由。以奉人自治始，发展到现在成为东北自治政府联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其是非功过，已有公论。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宣言书中即已指出：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如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各省自治如此者什年乃至二十年后，再有异军苍头特起，乃是彻底的总革命。
为今之计，当重开南北议和之会，废督裁兵，还政于民，广修水利，扶助农工，普及义务教育，整顿财政，军队统一于国家。众志成诚，共御外辱，取消治外法权，收回租界，海关自主，行三民主义，建设统一、强大之新中国。”
张汉卿洋洋洒洒，欲以联省自治组成统一之中国，即为联邦制之滥扬。这是为了迎合诸路军阀：民国时期，势力弱的军阀为保存实力，即号称“保境安民”，势力大的军阀如皖系，即叫嚣着“武力统一”。而今奉系一派独大，各省均惴惴不安。若以各省自治为名，则均可保留实力，成一省之霸主。所以四川、两广、云贵、湖南、江苏、浙江、安徽、新疆、福建、山西均纷纷通电赞成。处在直系压力下的山东、河南亦极力支持。在第一次粤桂战争后的广东督军新秀陈炯明先行通电表明态度，赞赏联省自治，让由上海南下广州，力主“北伐”的孙中山无可奈何。
非常不爽的是吴佩孚：联省自治，财政归于省，则省防军省管，中央财政仅支持所编制军队。以河南、河北两省地方财政无力且想来也不愿供应直系6个师4个混成旅的庞大编制，则直系陷入两难境地。将军队交于中央，则直系失去了角逐政坛的资本。皮之不存，毛将附焉？反对各省自治，则为越来越强烈的民意呼声所不容，于法理上也站不住脚。
只有奉系从中得利：张作霖以东三省强大的工农矿业资源完成了财政的第一桶金，10省加入联省自治后其实已将军、政、财权牢牢握在手中，形成游离于中央政府之外的事实上的独立王国。经过3年的建设，东北的奉天、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规模已不下于上海，史实上也因此奉系才有在第二次直奉大战后称霸苏、沪的能力。因此在北京政府财政捉襟见肘时，奉系治下经济活动正进行的如火如荼。
至1921年底，奉系总财政收达到创纪录的5。7亿，是同期中央财政（除奉系外总收入）的6倍。如此雄浑的经济实力让张作霖惊喜交加。他知道，以这样的能力，入主北京统一中国已为时不远了。也趁此机会，奉系通过向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交通银行（后来又有中国农民银行）注入大量现银，取得绝对控制权，并平静地化解了这一次的财政危机，从而也将旧交通系排挤一边。
由汉阳、武昌和汉口构成的武汉三镇在九江上面、重庆下游，离上海约六百英里。这个港口城市是长江沿岸最重要的工业中心，也是长江中、下游的划分线。英国、日本和法国在这里都有租界，城里还有为数众多的西方商业机构和教会机构。如果说奉系以工业实力在民国初中国大放异彩、上海以“万国租界”及先天的港口优势促成贸易繁荣的话，武汉则以九省通衢，为京汉、粤汉铁路和长江黄金水道的腹心地带的交通优势独领风骚。
鄂省自治后，以夏寿康为首的湖北新任省政府本想有所作为，息兵养民，逐渐恢复本省经济。然而汉口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挤兑事件将这一计划打乱了。湖北本为中部重要大省份，一旦不稳，中原腹地不宁。张汉卿接连发表宣言，以恢复银行信心。俟奉系注资中央并稳定金融局面后，汉口挤兑事件瞬间就风平浪静了。这一事件也使鄂省财政大员了解了奉系的实力，对这位少帅敬畏有加，张汉卿也在无形中增加了在鄂的影响力。
其实张汉卿打心底不赞成联省自治。中国有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王朝历史，《三国演义》第一页就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来杰出的政治家，无不在国家分裂的局面下以武力打开局面，实行大一统，从而名垂史册。不是说中国人一定不能实行联邦制，只是千年以来惯性使然，联邦制的优势也是极为明显的。但是在中国却非常行不得，一是缺少民意基础，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又是分裂的前兆。另一个是帝国主义势力的渗透，很容易扶持地方势力，成为新一代军阀及外国势力在中国的代理人。之所以清晰喊出这个口号，仅是为了在现阶段打倒直系时减轻来自其它地方的阻力。
经历了倒阁风波的靳云鹏也彻底倒向了张作霖。他顶着总统徐世昌的压力，将奉系要员刘尚清、潘复、孙烈臣召进了内阁，分别任农工、财经及极重要的陆军总长，使主要阁员均为奉系人马。这还不算，以人民党为首的政治势力也借此机会控制着议会近1/3的席位。因为他们常在香山开会，人称“香山会议派”，作为人民党党魁的张汉卿也成为民国初年中国政坛的一大新秀。
经过人民党的努力推动及宣扬，“国家统一”已成为民国北方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强有力的组织、宣传及动员能力使人民党在国人的意识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而杰出的军事、政治、经济能力，是“国家统一委员会”带给国人鲜活的希望的保证。越来越多的人们相信，奉系统一中国已是板上钉钉，只是时间问题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