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角处，一位老人支着画架，描绘着眼前景色，他偶尔眯着眼打量一番，再添上几笔。身旁的小猫晒着太阳，时不时伸个懒腰。
这里主要居住着法国商人，也有律师学者、高级神职人员和艺术家，当然也有纳粹驻扎巴黎的中层官员。
之所以把小诊所选在这里，一是因为组织觉得这更安全隐蔽，既不像工人区那样是地下抵抗运动的温床，又因没纳粹高官入驻而不会有那么严的安保，自然也不容易引起盖世太保注意。
二则，这里离唐人街只有十分钟的步行距离，所以即使有东方面孔频繁出入诊所，也不会引起周围人的怀疑。
一开始，一个开诊所的东方女人的出现，自然成了这条街上不小的新闻，和对所有来自遥远地方来的东西一样，大家既好奇又适当保持着距离。
隔壁面包房的老板娘玛德琳太太是第一个和她搭话的人，她到现在都还记得那天，这位文医生用一口流利的法语问她新出炉的可颂是不是加了巧克力馅。
“上帝啊，她的法语比有的巴黎人还要标准！”她后来对老主顾惊叹道。
巴黎这座“不设防”的大都市，终究以它特有的包容接纳了她。渐渐地，俞琬不再是街坊们口中那个“神秘的东方女医生”，而成了圣马丁街的一部分——就像街角百年小店里永远弥散着咖啡香，或是老画家雷米先生雷打不动的写生习惯一样。
俞琬也渐渐适应了在这里的生活，她从小学的法语也在这时派上了用场，还交到了一群新朋友。
她每天清晨会去花店挑一束满天星或百合花摆在桌上。“文医生，昨晚的歌剧您听了吗？那个新来的意大利男高音，天啊，真是让人心醉”那位优雅的杜邦夫人在那遇见她时，总会这样寒暄。
中午，她常常去附近公园坐在长椅上，一边吃着叁明治一边翻着从书店借来的小说。书店老板玛格丽特是个女作家，叁十出头的利落短发，偶尔，她会端着咖啡坐到她旁边，与她讨论加缪的新作或是杜拉斯笔下潮湿的东方情调。
“又躲在这里偷闲？”
“今天不写你的侦探小说了？”俞琬笑着挪了挪位置。玛格丽特在她身边坐下，从包里抽出《局外人》，那上面密密麻麻都是批注。
“写作需要灵感，而灵感，”她眨眨眼，“往往来自与聪明女士的对话。”
有时，街角画廊的画家也会加入他们，他是个留着乱糟糟棕色卷发的年轻人，总爱用夸张的手势谈论着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如何颠覆传统美学，或是莫奈的睡莲如何捕捉了光与影的变幻。
俞琬听得入迷，她从未真正学过艺术史，但她发现自己竟能跟上他们的讨论，偶尔还能提出自己的想法，比如中国水墨画里的留白和东方美学里的“意境”。画家总喜欢这样惊讶地拍桌：“天啊，文，你该去索邦大学开个讲座！”
正是在这样的午后闲聊里，她第一次从玛格丽特口里听说了波伏娃和她的《第二性》。
“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的。”她念出书里的句子。俞琬摩挲着书页，忽然意识到，自己过去的人生似乎一直被困在某种既定的框架里。
在上海和柏林，她是温婉的女儿、得体的淑女；在华沙，她是被他们凝视着的“上校的异国情人”；而在这里，她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可以仅仅是自己，一个可以思考、可以争论、可以选择的女人。
*波伏娃是上世纪初法国最有名的女作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