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熜并不避讳去点评自己祖宗的是是非非，这一点从他当时评价弘治中兴，而后又办了迎景帝入庙一事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但如果点明朱棣四拜孔子是为了邀天下读书人之心，那么难道意思是如今的皇帝已经可以不那么在乎天下读书人怎么想了？
目的只是借衍圣公的影响力去更有效率地打压阻拦新法的那些人，而不是真的要弃天下读书人而不用。
在座也没有一个人真的不尊敬孔子。
这件事，主要还是立规矩，新法和新学的规矩。
“若这样去做，恐怕不能令人心服口服。”杨廷和说了一句。
“孚敬在广东，多的是心口不服之辈。”张孚敬淡然说道，“然则治国安民，除了礼，还有法。陛下专设提刑司之意，孚敬现在是体悟更深了。”
可能做到所有人都心服口服吗？不存在的。
他说完这一句又笑道：“陛下不是说了吗？矛盾是恒在的，主要矛盾先解决。”
杨廷和感慨道：“茂恭精于实务，果然体悟更深。如今主要之矛盾，确实便是仍有人因私利而阻新法。这祀典之议也好，地方官员借新法之名扰民害民也好，都只是其表，不是其里。”
“正是。不然，陛下为何要言阴阻新法便视同谋逆？”张孚敬俨然快刀出鞘的气势，“新法为的是富国，向来言富国便是开源节流。如今，新法反倒许多处都还是加大支用，难道就不能言节流了？而天下祀孔之仪靡费多少，算一算就一清二楚。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夫子在天之灵若知两千年后华夏子孙竟因敬之祭之便一年需支用如此多的钱财，耗费如此多的人力，其心能安否？”
这又是孔子说过的话。
在座的没人不清楚这句话。
但辩题的根本在于，如今尊孔是出于政治需求，是皇帝要用这种方式来收拢天下读书人的心，所以祀孔之典规格越来越高。
随着辩论的深入，论点肯定会深入到这个层面，反对之人也一定会去强调削减祭祀规格、降低谥号会令天下读书人认为皇帝实则是不尊儒家，离心离德，教化不彰，天下大乱。
从立场出发，他们本来就不会服、不肯服，哪怕礼要节俭是孔子本人说过的话。
杨廷和凝眉深思片刻就说道：“是非曲直自在人心，青史必会如实留下今时今日之事。茂恭，我要谢你。新法与广东卓有成效，犬子书信中，已有广东百姓感念陛下爱民，体谅我等苦心。此茂恭之功，请受我一拜。”
“阁老谬赞了，此皆陛下宽仁爱民英姿决断、阁老们筹谋赞画之功，孚敬不敢受。”
张孚敬回着礼。
参策是整个大明最核心的人物们，而参策中的阁臣也个个都资历颇深、门生故旧遍天下。
张孚敬得到了杨廷和的肯定与敬重，随后就慨然说道：“夫子尊王号，可并不曾显得我儒门更显要。有唐七迎佛骨，徽钦自称道君，宋孝宗更言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释道二家声威日隆。程朱陆等先贤引释道二家巧思，各有理学心学传承，如今虽尊夫子为王，但天下百姓谁不是儒释道三家教诲皆遵行一二？”
杨廷和等人继续听着他的见解。
这一点直指追尊孔子王号其实并没有让读书人的地位变得更高，让儒家礼法的教化行走得更远。
在民间，老百姓确实是都信一点。道士怎么说，和尚怎么说，儒家礼法怎么规定，他们为求心安或者为了避免太个性，大多都会去遵行。
那张孚敬现在准备说什么？
只见他侃侃而谈：“孚敬于广东，体悟最深者便是百姓之艰。若能让百姓因此饥有粮、寒有衣、居有屋、不畏灾祸，那么教化何难？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士绅假尊孔而谋私利，言教化而忘百姓，南辕北辙矣。”
“孚敬于陛下学问最为叹服者乃是明物之理而资以人力。听闻山西、陕西试种洋薯，如今诸省清整水利，皆是明物之理而资以人力，使有数之田收更多粮食。君臣一心行的是煌煌大道，使百姓衣食足、仓廪实，这才是真正尊儒。天下有不明此理者，皆不明儒门经义、心无百姓苍生之辈，可称盗儒、匪儒。”
“假儒门之梯谋一己之荣，劫天下资财忘先贤教诲，与盗匪何异？重定祀孔之典，正本清源尔！数典而忘祖，其可乎？陛下尊夫子为先师，悟实践学而治国平天下，可谓衣钵未绝、推陈出新！自嘉靖三年起，尊孔之正道，便是研习新学、厉行新法、忠君用事、治国安民。有功于国、有功于民者，方可称尊师重道！”
众人目瞪口呆。
张孚敬的意思是，把皇帝说成孔子真正的衣钵传人？
是不是能“合法”拥有儒籍，以后要看是不是忠君、有功？
如果天下都研习新学问，天下读书人都是皇帝的弟子。在儒门礼法之内，敢不敢不尊师重道？
张孚敬必须要对他们说这些话。
王守仁的观点已经来了，王守仁必定也会有一番高见。
杨廷和他们不见得没有思考，只不过他们所处的位置，他们过去思维所受的束缚，容不得他们乱说。
但张孚敬没有顾忌，他当官才三年呢。
他也有着在广东一往无前的气势。
至于为什么是在这里说而不是在辩驳的时候说，因为这里的人才是根本。
因为新学问是皇帝提出来的，新法实则是皇帝决意要主持的。
所以，如今无非只是一些守旧不甘之人垂死挣扎罢了。
将来，是新学问与新法的天下。面前有五人，他们谁也不能抹灭掉这些观点出自他张孚敬。
朱厚熜还不知道张孚敬刚刚发表了这样的见解，张孚敬也不知道，此时的御书房内朱厚熜看着那《实践学与辩证法之考》第一卷目瞪口呆。
只能说，嘉靖朝真的是猛人云集。
用词虽然不一样，但是王守仁的领悟，切中根本了。
他本身就讲究知后便行，从行中致良知。他的观点里，本身就有实践决定认识的意思。
只不过，他过于强调每个个体认知的不同，因此过度拔高了“知”的作用，变得有些主观唯心。
但在朱厚熜提出物之理，把知解释为格物致知是知物理之后，王守仁说这样不对。
知，应该是既有物理之知，也有人理之知。
实践，从来是既离不开万物之理，也离不开人伦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