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早晨都在下雪——天气阴沉，却是个写信的好日子。
当一抹阳光投射在多路存取计算机的键盘上时，杰西惊奇地抬头瞥了一眼，想法都惊得没了踪影。她从窗外看到的景象不仅使她着迷，充满她心中的那种情感她已经很久没经历了，而且预料在今后的很长时间里她也不会再次经历了。那就是喜悦——一种她根本无从解释的复杂的深深喜悦。
雪还没停，不管怎么说，没完全停。可是人们的头顶上方，二月的艳阳已经穿云而出，将地上刚积起的六英寸厚的雪以及仍在空中飘舞的雪花变成了一片钻石般夺目的白色。站在窗前，波特兰东大街的景色一览无余，这景色在四季的各种天气里都使杰西着迷，感到欣慰。可是她从没见过像这样的景色——阳光挟着雪花将卡斯科湾灰色的天空变成了神话般的装有连锁彩虹的珠宝盒。
在那个有雪的世界里，随时都可以席卷起一阵暴风雪。如果真的有人生活在那儿，他们会总是看到这种天气的。
她笑了起来，这个声音在她的耳朵听来十分奇怪，如同喜悦的感觉对她的心来说也十分奇怪一样。她思忖了片刻便意识到了原因：从去年十月以来她就根本没笑过了。她把那些时光、她曾打算在卡什威克马克湖边度过的最后一些时光简单地指称为“我的艰难时日”她感到，这个词组讲述了有必要说出的一切而且恰好说明问题。这也正是她所喜欢的方式。
人人那时起根本没笑过？没笑？一点没笑？你肯定吗？
不是绝对肯定。不是的。
她推想自己也许在梦中笑过——天知道她在梦中哭得够多的了——可是就她醒着的时候而言，迄今她一直关闭了笑声。她清楚地记得她最后一次笑：那时她用左手越过身体，以便从裙裤的右边口袋里拿出车钥匙。她告诉刮着风的暗夜，她要模仿变形虫分裂开。就她所知，那就是她迄今为止的最后一次笑了。
“只有那一次，再没笑过了。”杰西嘀咕着。她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点着了一支烟。天哪，那个词组“我的艰难时日”的是怎样将一切都拉了回去啊。她发现，最有能力迅速彻底地做到这一点的惟一东西便是玛文盖伊唱的那首糟糕的歌。一次，当她看完医生驾车回来时，曾在收音机里听到了这首歌。表面上看，她和医生的约会无止无休，成了她这个冬天的生活内容。玛文用他那种讨好人的柔和嗓音唱道：“每个人都知道尤其是你们女孩子”她立刻关掉了收音机，可是手仍然颤抖得厉害，无法开车了。她停下车，等着最厉害的颤抖过去。它们最后消失了。可是在那些夜晚，当她醒来时不是对着湿透的枕头一遍又一遍地嘟哝着渡鸦中的诗句，就是听到自己反复地说着“见证人，见证人”对杰西而言，两者是半斤对八两。
她深吸了口烟，喷出三个完美的烟圈，注视着它们缓缓升入嗡嗡响的计算机上空。
当那些傻乎乎的了无趣味的人们竟然问起她的磨难时，她告诉他们，她记不得多少发生的事情了。第一、二次和警察会见后，除了对杰罗德的一个同事之外，她开始对警察重复相同的话了，惟一的例外便是布兰顿米尔哈伦。她告诉了他实情，部分原因是她需要他的帮助，更主要的是，对她所经历的事情仍然还在经历的事，惟有他表现出极有限的理解。他没有一味地用同情来浪费她的时间，那多么让人感到安慰。杰西还发现，悲剧结束后，同情来得廉价乏味，世间所有的同情都不如雪地中撒尿冲出来的地方可贵。
无论如何，警察和报社的记者们都接受了她的遗忘症——以及她的其他故事，为什么不呢？身心俱创的人们往往堵塞了对发生之事的记忆。警察比律师甚至更懂得这一点，而杰西比他们任何人知道得更清楚。去年十月以来她了解和研究了大量身心受创的事件。
书与文章帮她找到了貌似合理的理由，不去谈论她不想谈的话题。若非如此，它们对她便无多大帮助了。要么或许只是她还没有读到恰当的案例记录——那些案例记录涉及到戴手铐的妇女被迫看着丈夫如何成了狗的果腹佳肴。
杰西又笑了起来，她大吃一惊——这一次是开怀大笑。那件事好笑吗？显然是的。
可这也是你永远、永远不能告诉别人的好笑事情之一。比如说就像你爸爸在一次日食期间如何激起了性欲，以致在你内裤的后裆下部卸下了负担。或者你如何——这件事真的会令人厌恶——竟然以为阴都沾了少许精液会使你怀孕的。
无论如何，大多数案例记录表明，人脑往往以乌贼对危险作出反应的方式对极度的创伤作出反应——将整个一块区域用混淆视线的墨汁罩住。你知道发生了某件事，可那不是在公园散心那么轻松，就这些。别的一切都消失了，被那墨汁遮住了。许多案例记录中人们都那样说——那些被强奸的、经历撞车的、陷入火灾中的、爬进橱子里受死的人们，甚至还有个跳伞的女士，她的降落伞没打开，掉进了一个软软的大沼泽里，被救上来时伤得很重，却奇迹般地活着。
往下落时是什么感觉？他们问那个跳伞女士。当你意识到你的降落伞没打开，也不会打开了时，你想到了什么？跳伞女士答道：“我记不得了。我记得发令员拍了我的背，我想我还记得冲出去的情景。可是下一件能记得的便是躺在担架上，找一个把我送进救护车后部的一个人，就知道我伤得多重。中间发生的一切都只是团迷雾了。我想我祈祷过。可是，就连那我也记不确切了。”
或许你真的记得一切事，我跳伞的朋友。杰西想。只是像我做的那样，就那件事说了谎。甚至也许出于和我同样的原因。就我所知，在我读的所有那些该死的书里，每一个案例记录里的那该死的都说了谎。
情况也许如此。无论如何，事实依旧，她的确记得她被铐在床上的那些时刻——从钥匙在第二副手铐锁眼里发出的咔嗒声，直到最后令人恐怖的时刻，她都记得。最后那一刻她从后视镜中看到，房子里的那东西成了车后座上的东西，白天她记起那些时刻，夜晚她在恐怖的梦中重新经历它们。梦中，水杯沿着倾斜的床头架板滑过她身边，摔碎在地板上。野狗越过地板上的冷餐，宁愿取食床上的热肉。角落里那令人恐怖的夜晚来访者用她爸爸的声音问，你爱我吗？宝贝儿？蛆在他勃起的yin茎头上蠕动着。
可是，记得一件事，重新经历一件事并不等于有讲述这件事的责任，即便回忆使你汗流浃背，噩梦使你尖叫也不成。十月以来，她的体重减了十磅（嗯，那样说掩盖了一点真相，实际上可能是十七磅），她又开始抽起烟来了（一天要抽一包半，外加临睡前一卷大麻烟），她的皮肤越来越糟，她的头发突然变成灰白色了。不只是鬓角处，整个头上的头发都是如此。这后面一件事她能解决——五年多以来，她难道不是一直在这么做吗？可是到目前为止，她只是无法鼓起足够的勇气拨打西布鲁克的“漂亮女人”美发厅的电话，预约染头发、做头发。除此之外，她美容是为了谁呢？也许她打算光顾一些单身汉酒吧，证实自己是当地美人？
好主意，她想。某个家伙会问我他能否为我买杯饮料。那么我就说，可以。然后，当我们等着酒吧侍者端饮料来时，我就告诉他——只是漫不经意地——我做了这样一个梦，梦中我爸爸射出来的不是精液，而是蛆。伴着这样有趣的闲谈，我肯定他会立即请我跟他一起回他的公寓。他甚至不想看我的医生证明，证实我艾滋病毒检查呈阴性。
十一月中旬，她开始相信警察们真的打算放开她了，这事件中性的角度将留在文件之外了（她非常缓慢地相信了这一点，因为她最害怕的是公众的注意），在这之后，她决定再试试诺拉卡利根的疗法。也许她不想随着这件事的腐烂，在今后的三四十年时间里，她就像这样整天坐在屋内，回忆着噩梦。如果当初她勉力告诉了诺拉日食那天所发生的事情，她的生活将会有多大的差别啊？就那件事而言，如果那天夜晚她参加内沃恩牧师教堂聚会时，那女孩没进入厨房，事情将会有多大的差别啊？也许没有差别可是也许差别很大。
也许非常大！
于是她拨打了“新的今日，新的明天”的电话。那是个机构松散的咨询协会，诺拉曾参与其间。当接待员告诉她，诺拉去年死于白血病时，她震惊得哑口无言——某个古怪狡诈的变异成功地匿藏干她淋巴系统的后巷中，直到太晚了，无法采取任何措施了。
也许杰西愿意会见劳瑞尔斯蒂文森？接待员问道。可是杰西记得，劳瑞尔——一个高个子、黑头发、黑眼睛的美人，她穿着露跟的高跟鞋，看上去好像只有当她在男人上面时，才会尽情享受性的乐趣。杰西告诉接待员，她将考虑考虑。咨询一事到此结束。
她得悉诺拉死讯后的三个月里，她有过好受的日子（那时她只是害怕），也有难过的日子（那时她非常恐惧，甚至不敢离开屋子，更不用说外出了），可是只有布兰顿米尔哈伦听到了有关杰西梅赫特的湖边磨难近乎完整的故事，但布兰顿并不相信那故事中较为荒诞的部分。他同情她，不错，但不相信她。无论怎么说，开始时不相信。
“没有珍珠耳环。”当她第一次告诉他有关那个有着苍白长脸的陌生人之后，第二天他对她说“也没有泥脚印。至少在书面报告上没有。”
杰西耸了耸肩，什么也不说了。她本来可以说些事情的，可是似乎不说更保险。从消夏别墅逃脱后的几个星期里，她极需要一个朋友，而布兰顿正好填补了这个位子。她不想疏远他，或者用许多胡言彻底将他赶走。
而且，也有别的什么事，简单、直接的什么事：也许布兰顿是对的。也许她的来访者毕竟不过是月光的捕风捉影。
渐渐地，她能够说服自己这就是事情的真相了，至少在她醒着的时候是如此。她的太空牛仔是墨迹测验的一种图形，不是用墨和纸做的，而是用风摇动的树影和她的想象做的。然而，她并没有因此而责怪自己，恰恰相反，要不是她的想象，她绝对看不出她怎样能拿到水杯——即便她已经拿到了水杯，她也决不会想到用杂志插页的卡片作为吸管。不，她认为，她的想象完全为自己赢得了产生某些幻想念头的权利。可是，对她来说，记得她那天晚上是独自一人是很重要的。她相信，要说她的精神恢复从哪里开始的话，那就起于分辨事实与幻想的能力。她把其中的一些事告诉了布兰顿。他笑着拥抱了她一下，亲了亲她的太阳穴，告诉她，她以各种方式恢复得越来越好了。
接着，上个星期五，她的目光碰巧落在先驱报上全县新闻一栏中登载的头版故事。她的所有想法开始改变了。随着雷蒙德安德鲁于伯特的故事开始不断见报，她的想法也不断起着变化。雷蒙德的故事从社区记事报的补白到县警察报的独家新闻，最后成了各报的头版头条。后来，昨天，雷蒙德的名字首次出现在县报的七天之后——有人敲门，杰西的第一个感觉便是本能地畏缩，她总是这样。它在那儿，她几乎还没意识到它就消失了。几乎可是没有完全消失。
“麦吉？是你吗？”
“正是我，夫人。”
“进来吧。”
麦吉兰迪丝是杰西在十二月雇用的管家（那时她的第一笔大额保险金通过挂号邮递来了），麦吉端着个放了一杯牛奶的托盘进来了。杯子旁放了个灰红相间的小药片。
一见到玻璃杯，杰西的右腕开始剧烈作痒。这种情况并不总会发生，但也不完全是不熟悉的反应。至少，那种抽搐，那种古怪的“我的皮肤就要从骨头上剥落下去”的感觉几乎不再有了。圣诞节之前有一阵子她有着那种感觉。那时杰西真的相信，她度过的余生都要用塑料杯子喝水了。
“你的手今天感觉怎么样？”麦吉问，仿佛她通过某种心灵感应察觉了杰西的手在发痒。杰西并不认为这个想法好笑。有时，她发现麦吉的那些问题——由直觉激发的问题——有点使人毛骨悚然，但决不可笑。
所提到的那只手现在躺在阳光光束里，那只手一直在计算机键盘上写作，阳光惊得她移开了手。她的手上戴着一只黑手套，手套里填充着某种航天时代无摩擦的聚合物。
杰西推想这种烧伤手套——因为那就是它的作用，已经在一次又一次令人憎恨的小型战争中得到了完善。她不会因此而拒绝戴这手套，她也并非不心存感激。她确实感恩戴德，经过第三次植皮手术后，你会知道，感恩的态度是人生难得的防止发疯的保护方式之一。
“还好，麦吉。”
麦吉扬起了左眉，眉毛正停在“我不相信”的高度。“还好？如果你一直在这里，在键盘上打整整三小时的字，我保证你的手在唱‘万福玛利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