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哪个国家的教育体系，特别是针对海外留学生的教育，不进行本国价值观的培养与输出。要么以灌输的方式，要么以引导的方式，要么以介绍的方式，总之不可能没有！
假如没有共同或共容的价值观，那培养出的是什么人，难道是竞争对手或敌人？假如以加强经济与政治合作的目的，那么对留学生的价值观引导则更重要。
夏尔有一篇演讲《谁是我们的朋友》，就是引自东国当代最伟大的革命家与思想家的语录，核心就是在阐述这个问题。
东国各大学基本都有两门社会学通识教育课，《东国革命史》和《马恩原理》，但大多数留学生不用去上，因为校方对他们不做要求。
因为各国体制的不同，出于某种担忧，东国在留学生教育中，好像刻意回避了这方面的意识形态输出，也很少宣传自身的体制与文化，除非是相关人员主动来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与经验。
近年来就算官方层面想宣传，落实到具体实施环节也不知道该怎么宣传，找不到合适的思路，缺乏完整而清晰的体系。
一段时间以来，说实话，各大高校的社科领域，譬如经济、金融、法律、教育专业，主要都是在搞文化输入，如今让同样一批人去搞文化输出，实在勉为其难。
这其中有知识结构的问题，也有理论水平的问题，更有主观意愿的问题，更别提在具体实施环节中有的人是阴奉阳违。比如乔钐高之流，这种事怎么指望他们呢？
那么东国可以采用的文化输出手段，难道只剩下最简单的汉语教学了吗？哪怕是汉语教学，其介绍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又是什么？
教育可不是单纯的施舍，而是一种传承，那么它传承了什么？这就是华真行的问题。
牛以平沉吟间还没来得及回答呢，王丰收又说道：“其实柯老也说过，几里国有几里国的难处。
比如我们不适合直接建立一个马恩主义国家，至少不能对外这样宣称。假如是那样，以几里国的小身板，恐怕顺手就被人给灭了，夏尔的新政权挺不住。
而且柯老又说了，就算我们要讲马恩政治经济学体系，在启蒙教育阶段同样有两个问题绕不开。
一是我们为什么要有建立大同社会的理想，怎么形成这样的文化共识？二是受教育者的理解水平，也就是牛处长今天说的，这已经不是初级教育的内容。
但是文化传统的建立，是从启蒙时期就开始的。而文化启蒙，可不仅仅是古代的事情，而是每一个时代都要重复的事情。
比如我们需不需要讲孝慈，又以什么方式去讲孝慈？
因为文明的传承，不能直接拷贝到每个新生儿的大脑中。无论哪个时代，每一个人，都要经历一次文化启蒙的过程。”
王丰收说完了，牛以平尴尬地笑道：“王大使虽然说的是几里国的事，但我明白华总导在问什么了，也完全能理解华总导在学校里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