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司徒雷登那慈祥的脸上第一次显出激动之情。五四运动时，席卷北京的大学潮也涉及了刚建校不久的燕京大学，别的传教士都主张对教会学校参加学潮的学生进行镇压，司徒雷登则力排众议，表示对参加学潮的学生要同情、爱护。他意味深长地说道：“耶稣率领门徒渡海来到格拉森人的地方，治愈一个日夜在山中和坟茔里嚎叫的病人。这人病好之后，便将这事在低加波利传扬开来……”
几十年来，故都北平的学潮风起云涌，中国的当权者们一次又一次地用刺刀、警棍、机关枪将其镇压下去，北平的街头，一次又一次地洒下青年的热血，那愤怒的呐喊震撼着古老衰弱的中华大地，激起多少仁人志士的觉醒和抗争。然而，几十年来，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学在迭起的学潮中，却大都能循规蹈矩，这便是司徒雷登运用那句《圣经》中的格言所获得的奇妙结果。“九一八”事变时，举国沸腾，北平的学生自然又涌上街头，游行示威罢课，弄得当局焦头烂额。在此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燕京大学的青年学生也不甘沉默，他们奋起集会，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眼看学生们将变成失去控驭的辕马，校长司徒雷登却不慌不忙地加入到集会的学生队伍中，他在会上慷慨陈词，大骂日本帝国主义，仿佛日本侵略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然后，他亲自带领学生上街游行，和学生一起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他带着学生在街上转了一圈，又把他们带回燕京大学课堂，秩序井然的教学又开始了。可是，别的大学却正在大闹着罢课呢！
民国二十二年初，日寇入侵华北，热河战事告急。北平的学潮又爆发了，燕京大学的爱国学生一致决定罢课参加斗争。恰巧校长司徒雷登因事不在校内，代理校长职务的是一位传教士，他当即开会，决定对学生采取强硬手段进行镇压。爱国学生被激怒了，学生与校方的一场冲突眼看就要发生。司徒雷登闻讯急忙从外地赶回学校，代理校长气急败坏地报告说准备抓人，他却微笑着说：“不，我要请人！”他当即向学生代表发出请柬，邀请他们到校内清静宜人的临湖轩来喝茶。他站在门口，用上帝般的慈祥微笑迎接怒气冲冲的学生代表，和他们一一握手，然后亲切地问起学生代表们要求停考罢课的理由，和举办爱国运动的一切经过。最后，司徒雷登虔诚地说道：“我是中国人，也是美国人，与其说我是一个美国人，还不如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爱美国，更爱中国。理所当然的，我和你们一样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他做着手势，仿佛要把自己那颗心也掏出来让学生代表们看一看，证明它确实是属于中国的啊！
“让我们大家都想一想，怎么办对中国有好处吧。日本为什么敢于侵略中国呢？是因为中国落后啊！诸位如果要反日就荒疏了学业，那是帮了谁的忙呢？”司徒雷登诚恳极了，显着一团慈母对儿女的爱意，继续说道，“让我们大家想想，只要想得出来，对于中国有益，我去请教职员和你们一道来做，好吗？”
果然，一场风波被“上帝的微笑”平息下去了。事后，一位学生代表感慨地说：“老实说，我为了国事，也流过泪，贴过标语，喊过口号。经过校长的劝说，这种感情遂为理智所克服，平静下去了。……”
“上帝的微笑”胜过刺刀、警棍、机关枪的威力！
李宗仁在北平几年，对司徒雷登的这套手法做过深入的研究，所下的功夫，简直比他当年研究孙子兵法还要大。在国民党军界，李宗仁是能征惯战的将军，方面军的得力统帅。他从司徒雷登身上，终于找到了进入政界的突破口，真可谓功夫不负有心人！
“大使先生，我在北平这几年，真可谓碌碌无为，实在对不起华北父老！但有一点，却颇能使我得到莫大的慰藉，然而又使我感到莫大的不安。我是一个南方人，却能获得众多北方人的尊重；我是一个武夫，却获得学术界的尊重，究其原因，我是从大使先生您治校的经验中得到不少的教益啊！”李宗仁终于道出了肺腑之言。
李宗仁的话感动了“上帝”，司徒雷登紧紧地握住李宗仁的手，久久不放，他觉得在中国找到了自己的知音。
《圣经》说：“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出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出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么？……这器皿就是我们被上帝所召之人，不但从犹太人中来，也从外邦人中来，这有什么不可呢？”
司徒雷登以一个“窑匠”的权柄，
给美国国务院写下了颇能使人受到鼓舞的报告：
“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被目为过去的人物……李宗仁的资望日高，说他对国民政府没有好感的谣传，不足置信。”
与此同时，李宗仁给他在南京的老友白崇禧和吴忠信分别发出了两封长电，正式通知他们，他决定在明年春天国民大会召开时竞选副总统，请他们转报蒋委员长。
却说白崇禧接到李宗仁决定竞选副总统的电报，不由暗吃一惊，他实在想不到李宗仁怎么做出这项极不明智的决定。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任命白崇禧为国防部长，但实权却操在参谋总长陈诚手里，白崇禧连出席蒋介石每天在黄埔路官邸召开的“作战会报”会议的资格也没有，更不用说指挥部队作战了。他的境遇，其实和被蒋介石吊在北平半空的李宗仁极为相似。烦闷极了，他只能带上卫士驱车到龙潭一带打猎解闷。这年春天，台湾发生“二二八”起义，其势如火燎原，席卷全岛。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陈仪，吓得手忙脚乱，给蒋介石打电报，“祈即派大军，以平匪氛”。蒋介石的大军这时正被华北、东北的共军拖住，动弹不得，不得已他才召见“小诸葛”白崇禧问计。白崇禧当即提出“明施宽大、暗加镇压”的八字方针，蒋介石决定照办，任命白崇禧为宣慰使赴台。白崇禧受命后，便躲在福州没有马上去台湾。他向蒋介石请调第二十一军和宪兵一团赶往台湾，首先以血腥手段从军事上控制台湾局势后，才于三月十五日以国防部长名义向台湾人民广播，宣布实施四项对台湾善后的宽大方法。三月十七日，白崇禧飞往台湾“宣慰”。他宣布“凡参与此次事变或与此次事变有关人员，除查有实据系煽动起义之共产党外，一律从宽免究”。为了平息民愤，他向蒋介石建议解除台湾紧急戒严令，停止军事镇压，由国民政府对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直接公开屠杀台湾人民的刽子手陈仪明令撤职查办。蒋介石也同意照办，一场浩然大火便被“小诸葛”巧妙地扑灭了。
蒋介石对此表示欣赏，准备把白崇禧升迁为行政院副院长。白崇禧当然明白，那同样也是一张冷板凳，便固辞不受。从台湾回来的第二天，便仍到龙潭去打猎消遣。但过了不到一个月，蒋介石又召他到黄埔路官邸去问计。这回是东北的大事把蒋介石急坏了。原来，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和保安司令部长官杜聿明被共军打得一败涂地，东北岌岌可危。蒋介石想请李宗仁去东北代替熊式辉，但李宗仁以胃溃疡病要做手术婉言推辞。蒋介石还是坚持要李宗仁先到东北就职，然后去美国治病，由白崇禧代拆代行。早在北伐时代，白崇禧就曾想经营东北和西北。他对中国历史很有些研究，他认为无论是秦、汉还是唐、宋、元、明、清，都是自北而南统一中国的，诸葛亮的北伐，六出祁山之所以屡次受挫，及至孙中山总理建立的民国之所以不稳固，皆是受“地利”之影响，因此他一听蒋介石要他去东北收拾残局，颇有临危受命之概。他自信不但能把台湾的起义平息下去，而且也能把东北的共军歼灭于白山黑水之间，只要有了东北，哼！……他自负地一笑，便答应了。白崇禧答应了，李宗仁也不好再拒绝去东北。其实他在北平这几年，已经把抗战时发作的胃病养得颇为好转了，他不愿去东北乃是为他当初荐黄绍竑去东北而遭蒋拒绝而出气的。东北比广西大好几倍，而且工业发达物产丰富，更非广西可比。他在北平几年，由于与东北上层人士广为结交，又加上他在北平礼贤下士的作风颇为东北上下所称道，他见白崇禧决意去东北，便请白来北平磋商方针大计。他们拟订了一个缩短战线的调整方案，但却被蒋介石一口否定。李、白一气之下，便不再提到东北之事。李宗仁仍在北平与教授们交往，白崇禧回南京去照样到龙潭去打猎。
这样又过了半年，陈诚在东北吃了败仗，共军一次秋季攻势，便吃掉陈诚十万精锐，东北局势已绝无挽回之希望。正在这时，中原共军刘伯承、邓小平部像把锐利的尖刀，冲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阻力，越过人迹罕见的黄泛区，进入大别山山麓一带，直接威胁到蒋介石长江中下游这一心脏地区。蒋介石慌了，又急召白崇禧前来问计。
“委座，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嘛。”白崇禧胸有成竹地答道。
“嗯，很好，很好。”蒋介石见白崇禧有办法，便说道：
“我准备让你去九江设立指挥所，指挥中原大军，对付共产党的刘、邓大军。”
白崇禧心里暗笑，你让我当了这些年有职无权的国防部长，这回才不得不让我直接掌握兵权，他于是问道：
“委座准备给我多少兵呢？”
蒋介石伸出三个手指，颇为慷慨地说道：“给你三十个师。”
指挥三十个师自然不算少了，但白崇禧明白，蒋介石这回是迫不得已的，因为时局太严重了，既是如此，为何不可再敲他一笔竹杠呢？白崇禧想了想，说道：
1947年2月28日，台湾爆发“二二八”起义，时任国防部长的白崇禧奉命于同年3月11日，赴台宣慰。图为白崇禧在台中
“委座，刘、邓共军如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武汉和整个长江中下游都不会安宁，为了指挥便利，可将武汉行营和徐州绥靖公署一并划归九江指挥所统一指挥。”
蒋介石心里一愣，白崇禧的胃口也实在太大了。现在东北国民党军队的精锐消耗殆尽，如被白崇禧控制江淮河汉和京畿一带的地盘和兵力，那将是十分危险的。蒋介石一向认为，共产党只要他的命，而桂系却既要他的命，也要他的钱和兵，他深恐白崇禧兵权太重，尾大不掉，难以控驭——蒋介石费了好大的心才把李、白两个分别“吊”在北平和南京的半空中呢！
“你先到九江去，武汉和徐州的事待我和程颂云（程潜时任武汉行营主任）、薛伯陵（薛岳时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商量后再说。”蒋介石对白的建议不置可否。
白崇禧深知蒋介石的心事，只好说道：“委座，现代战争，机动性极大，况共军又善于流窜，如果堵击不力，我可负不了这个责任呀！”
“你不用担心，我一定支持你！”蒋介石拍着白崇禧的肩膀，亲切地说道，“我相信你是会像民国十五年带兵打浙江那样，不负我之厚望的！”
白崇禧虽然没有抓到武汉和徐州两大地盘，但却抓到了三十个师，又得了蒋介石这几句体己话，心里倒也暂时满足了。他便调兵遣将，赶赴九江组织国防部长九江指挥所去了。
1947年底，时任国防部长的白崇禧（左）视察察哈尔，与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右）在张家口车站
他是在九江接到李宗仁的电报的，他觉得事关重大，忙赶回南京与担任国府委员的黄绍竑商量对策。
“德公也真是的，既吃不着羊肉，何必惹一身膻呀？”
黄绍竑一见白崇禧，便用这句颇为流行的话埋怨起李宗仁来了。他头戴黑呢礼帽，着呢子短大衣，拄根黑亮的手杖，身材魁梧，脸膛和手指都是白皮细肉的，一看便知是位长期养尊处优的精明官僚。民国三十五年夏天，黄绍竑飞到重庆见蒋介石，请求辞去浙江省主席职务，蒋介石一再慰留，可是当黄绍竑由重庆到上海一下飞机，便接到蒋介石的免职电报，他觉得蒋介石如此捉弄他，是不把他当人看，因此一直待在上海做寓公，同一些“白相人”或“闻人”来往，吃喝玩乐尽情享受，后来蒋介石虽然给了他一个国府委员的头衔，但除了开会，他平常是不到南京来的。对于李宗仁要竞选副总统，他颇不以为然，当上了不外乎到南京来坐张冷板凳，在老蒋的鼻子底下更加动弹不得，当不上将有失面子。他说的“羊肉”，当然不是副总统那张冷板凳，而是指蒋介石的政权，目下，李宗仁是没有取代老蒋的条件的，因此这“羊肉”是吃不上的，那又何必自惹一身“膻”呢？白崇禧很明白黄绍竑的话的内涵，也觉得言之有理，便说道：
“我们德公一向沉默持重，凡事不为天下先，他这回为何如此争着参加副总统竞选？实在令人费解。”
黄绍竑笑道：“连你这‘小诸葛’都摸不透德公葫芦里卖什么药，别人就更说不上了。我看呀，他在北平待了这几年，怕是沾上了点帝王的灵气啦！”
“恐怕不会。”白崇禧摇头道，“德公还是个审时度势之人，也许，他是想趁竞选之机离开北平，因为东北很快就要完蛋，陈小鬼挟皮包一走，共军便要入关，北平当然首当其冲了。德公处于既不能战，又不能守的尴尬处境，那只有走三十六计的最后一着了。”
“有道理。”黄绍竑点头道，“但是，德公走竞选副总统这一着太危险。到时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一定会是老蒋，这时和老蒋干起来，我们是拣不到什么便宜的。依我之见，德公既然在北平待不下去了，要找退路可以竞选监察院长。这监察院长位至尊而又无所事事，目下于院长年事已高，可能要退休了，德公去竞选，既不会遭蒋之疑忌，又可轻而易举地当选，岂不两全其美？”
“这倒不失为一着稳妥的棋。”白崇禧对黄绍竑道，“现在趁德公尚未做竞选副总统的安排，我们要劝他趁早打消此意。我现在很忙，老蒋给了我三十个师，在九江组织指挥所，围堵大别山的刘邓共军。你空闲，还是到北平跑一趟吧，把我们的意见和德公商量。”
“好吧，我去跑一趟！”黄绍竑也觉得这事迫在眉睫，不可推卸，便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