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战争的发展大大出乎国际社会的预料，貌似强大的清军连连失败此事引起了英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此时，英国对远东局势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它在华享有特殊利益，因此，它不愿看到战争对英既得利益造成损害，特别害怕俄国混水摸鱼；但另一方面，由于英俄矛盾以及清政府的**，英国又想借日本之躯来阻挡俄国的南进这种矛盾的态度，使英国举棋不定，因而，它转而采取了“恪守善意中立”的立场，将防止战争破坏其在华势力范围和经济利益作为宗旨7月21日，英国外交大臣金伯理电令驻日使节巴柴特转告日本政府：“……发生战争，日本应对其后果负责”22日，日本反驳道：“……由日本政府独负责，日本政府敢信为不当”23日，巴柴特又奉令会晤日本外相陆奥，提出：“今后中日两国若发生战争，中国的上海，为英利益中心，希望取得日本政府不在该地区及其附近作战的保证”陆奥当即作出保证平壤和黄海两战役后，英国对日大为刮目相看，《蓓尔梅尔公报》撰文：“只要日本有节制地利用它的胜利，我们便没有理由同它争吵”为了能使日本“有节制地利用它的胜利”，并防止其他列强乘虚而入，英国以“中立”的面目出现，以中国作出种种让步为条件，在10月间，联合德、法、美、俄等国，出面调停中日纠纷，以尽早结束战争
甲午战争结束以后，由于中国战败，英国很需要在抗俄南下方面得到新的同盟，如何处理英日关系成为英国远东政策的重要内容于是，当甲午战争的战局基本明朗之际，英国伦敦的《泰晤士报》载文指出：“英日两国间的利益并不冲突，两国的重要利益实在还有许多相同的地方”而其所谓的共同利益关系主要在对俄方面：“俄国虽然屡次向中国声明不占据朝鲜，然而俄国始终还是想在太平洋上占有一个不冻的海港……俄国如果达到了这个目的，英日两国全不能坐视”这是因为：“日本将来要想成为一个海上强国，日本决不能让俄国在太平洋上占有一个不冻的海港，那是日本的致命伤就是我们英国对于这件事也很焦急”因此，他们认为有必要在东亚扶持日本《马关条约》引发了“三国干涉还辽”，英国决定袖手旁观当德、俄、法要求英国参加干涉活动时，英国内阁决定：“英国在东亚的利益并没有被日本和平条款破坏到就要采取一种显然只有武力才能贯彻的干涉程度”当日本为此来拉拢英国时，英国的回答是：已决定对此事完全不加干涉，而协助日本也“不外是一种干涉”这种“中立”立场实际上大大减轻了日本的外交压力
三
英国政府通过对中日的国力分析和实力较量，得出结论：**无能的清政府已不可救药，积贫积弱的中国不能够视为在俄国和印度之间的一个有效的屏障《泰晤士报》社论指出：“关于中国的潜力以及中国迷梦已醒的种种神话已经这次战争完全澄清了”以追逐“永恒利益”为宗旨的英国外交决策集团在不危及英在华利益的前提和原则下，决意利用日本来抵制俄国对中国的任何企图，并求得英国在同俄国相遭遇的远东其他地区中的自由行动“自1894年秋天起，英国对日本的感情早已发生了变化”在英国舆论界，亲日鼓噪由弱变强《圣詹姆士官报》上有一篇反映这种变化的社论：“如果日本企图……瓜分中国，我们必须加以干涉不过，目前它不大可能会这样……在今后许多年中，日本对于我们不会有任何损害我们不必反对它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力量无疑地，它将威胁和震动俄国，但这和我们毫不相干……如果日本对于正向亚洲北部伸出一个长爪的令人可怕的帝国形成一种对抗力量，我们并不吃亏”英国政府对中国的安危存亡已漠不关心金伯理就辽东割让给日本是否危及中国安全一事曾表示：“如果把它（中国）的都城迁移至旧城南京，庶能根本上消除威胁它的危险……英国利益主要集中在上海及其附近”可见，在甲午战争期间，根据中日两国力量对比状况，英国对其远东政策作了策略上的变更，它放弃了“中国牌”，不再把中国视为可为英国扼制其他列强在远东发展的力量，而是通过采取制造列强之间的牵制或直接出面的方式来维护其远东利益这种新的远东政策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
英国所推行的新的远东政策是英国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此，英日开始接近，并逐渐发展为结成同盟在亚洲，英国借助日本之力成功地打击和遏制了俄国，尤其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使英国大获渔翁之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全赖日本忠实于同盟条约，才保证了英国在远东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安全因此，英国长期对这只“亚洲警犬”抱以好感和幻想同时，日本对俄国的削弱和牵制又大大确保了英国在欧洲推行均势政策1907年，在英俄结盟中，这种牵制有助于英国处于有利地位
英国远东政策的根本点，是维护英国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尽一切努力防止俄国南下政策的实现无论它起初支持清政府、反对日本挑起侵华战争也好，以后支持日本提出的媾和条件也好，还是拒绝参加干涉“还辽”也好，都不违背其远东政策的根本点可见，英国远东政策的转变，是出于战略和策略上的需要，其根本目的是不变的
――转自锡山市锡南中学某不知名老师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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