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些原因，当地百姓和辽民的矛盾越来越深，在他们看来这些辽民就是一群土匪，一群不请自来侵入家园的流寇。虽然官府不断约束，也有过调解，可效果并不好，而且这些矛盾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深，隐隐已有水火不容的迹象。至于山东军中，因为徐宪成的要求，孙元化派了一支山东军保护他们，所以李信在视察的路途中和随行的山东军士混熟了，从他们口中也得到了不少很不乐观的信息。
孙元化上任不久不仅收留了大量辽民，因为辽民和当地人的矛盾所至，使得山东军对辽民的印象很差。此外，孙元化还收留了不少辽将，更把这些辽将放到重要的位置，这就让山东军更为不满了。
在山东军看来，莱登是山东军的地盘，辽将包括他们带来的辽兵都是外军。哪里有不用自己人反而重用外人的做法？现在倒好，外来的军将反而成了香馍馍，自己军队被丢到了一边。更要命的是，辽将和辽民的涌入不仅影响到了地方，甚至也影响到了山东军，山东军的军饷、军粮本就不足，从来没有足发过，可现在辽军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山东军，在原本就不充裕的物资中挤出养辽军，从而导致山东军自己都吃不饱了。
这种情况的发生，使得山东军上下对孙元化极为不满，按照陪同李信视察的山东军将士的话来说，这大明朝从来没有过像孙元化这样的官员，拿着山东的物资和钱粮去养外人，让山东军民怨声载道，反而他却卖了好给辽将辽民，这天下哪有如此道理？
“初阳兄所为隐患重重，如今矛盾已有激烈化的预兆，假如不尽快平息山东军民怨愤，必然会闹出大事来。”李信最后如此总结，在他看来孙元化已经坐在火山口了，一旦火山爆发就是不得了的大事。
李信的观点和徐宪成的看法是一致的，他怎么都没想到孙元化政治上这么幼稚，更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毕竟三人中，孙元化最为年长，而且孙元化也不是没有带过兵，当年孙承宗在的时候孙元化就是袁崇焕的副手，宁远大战孙元化还亲自在城头操炮猛轰建奴呢。
在接任登莱巡抚之前，孙元化是辽东兵备道，这个职务同样是领军的，和建奴作战经验也算得上丰富。可怎么到了莱登后就做出这样不明智的决定来呢？他难道就没想过这么干的后果？更没考虑过整体变化？
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孙元化把应该做的事已经全部做了，辽将和辽民也全接受了下来。覆水难收，既成事实已改变不了，面对如今的情况只能想办法缓解，同时尽快处理后续的问题。
徐宪成和李信商议后，觉得不能让孙元化继续这么下去，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孙元化掉在坑里爬不出来。
不过他们都知道孙元化的脾气，别看孙元化平日里一副好好先生的模样，可一旦犟起来却很是难搞。尤其是对自己做出的决定，孙元化还有一种盲目的自信，假如直接和孙元化明说，并且要求孙元化采取一系列措施，恐怕孙元化犟脾气上来谁的话都不肯听，一条道非走到黑不成。
作为朋友，他们太了解孙元化了。所以徐宪成考虑后决定给崇祯皇帝写奏折，建议朝廷把在莱登的辽民拆散安置在京畿四周。
因为之前的己巳之变，京畿四处一片焦土，皇太极和跟随而来的蒙古人在京畿四处抢掠，不仅杀了不少百姓，更掠走了数十万人口。
眼下京畿许多村子十不存一，原本的百姓都已不在了，倒不如把这些辽民就此安顿，重新分配土地，让其耕作，这样一来至少也给了他们一条可行的出路，总比呆在莱登扰民的好吧。
至于那些辽将和辽军，不是不能用而是不应该这样使用。徐宪成深知辽军的情况，更明白辽东将门对军队的掌控。大明建国之初还好，随着开国日久，大明军队不可避免地衰败下去，尤其是地方卫所更是不堪，现在许多卫所已成了名义上的军事机构，实际上却是地方的土财主，卫所将领是地主，卫所军是佃户和仆佣，早就没多少战斗力了。
至于边军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吃空饷和大明文贵武贱的情况，边军养家丁的情况严重，再加上这些年对外战争一直进行，军中的军头情况也不断冒了出来。其中关宁军，也就是辽军的情况尤为严重。
之前的毛文龙，后来的祖大寿，现在的吴襄父子，这些人都有类似的情况，要不然祖大寿也不会有那样的底气在勤王时期不顾崇祯皇帝的阻拦直接带关宁军回撤。现在就算祖大寿丢失了大凌河，按理说以他的罪名直接砍了脑袋也没问题，可偏偏崇祯皇帝最终只是夺了祖大寿的世职，降级留任而已，根本就是不痛不痒。
之所以会如此，就是因为祖大寿等人是辽东将门的代表人物，崇祯皇帝一旦严厉处置祖大寿，必然激起辽东将门对朝廷的怨恨，甚至还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现在，大明边军的这种情况比比皆是，武将把军士当成私人财产的情况也是不少，军头隐隐有从军阀的方向发展，投鼠忌器之下，崇祯皇帝虽然能杀袁崇焕，却不敢杀祖大寿，原因就在这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