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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金汉·普里查德坐在蒙塞特拉总督府亨利·赛克斯爵士的办公室里，他身旁是穿着制服的叔叔、移民局副局长西里尔·西尔维斯特·普里查德。在两人的旁边，副局长的右首坐着他们的律师。此人是赛克斯经过一番好言相劝在当地找来的最好律师，让他为普里查德叔侄提供法律建议，因为直辖总督府对这两个人提出了恐怖主义同谋的起诉。亨利爵士坐在办公桌后面，颇为震惊地望着那位名叫乔纳森·莱缪尔的律师；律师则仰起了脑袋，两眼盯着天花板，这倒不是为了去看那台在潮湿空气中旋转的大吊扇，而是表示他实在是难以置信。莱缪尔律师毕业于剑桥大学，曾是一个从殖民地来的“拿奖学金的孩子”；许多年前，他在伦敦赚足了钱之后，趁着人生的金秋时节返回故乡蒙塞特拉，好享受他的劳动成果。实际上，是亨利爵士说服他这位已经退休的黑人朋友为一对白痴提供法律帮助，他俩可能自己把自己卷进了一起严重的国际事件。
让亨利爵士深感震惊、令乔纳森·莱缪尔既难以置信又大为恼怒的原因，就来自刚才赛克斯和移民局副局长的这一段谈话。
“普里查德先生，我们已经查明你的侄子偷听了约翰·圣雅各和他姐夫——美国人大卫·韦伯先生——的电话交谈。更有甚者，你这位侄子白金汉·普里查德主动承认——他竟然还挺兴奋——他打电话向你通报了那次交谈中的某些信息；而你又非常明确地对他说，你必须立即和巴黎联系。是不是这样？”
“一点不错，亨利爵士。”
“你跟巴黎的什么人联系了？电话号码是多少？”
“尽管我非常敬重你，先生，可我发了誓要保密的。”
听到这个直截了当而又大出意料的回答，乔纳森·莱缪尔才抬起头来，震惊不已地盯着天花板。
亨利·赛克斯定了定神，结束了这因惊诧而起的短暂停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普里查德先生？”
“我和我侄子加入了一个与世界各国伟大领袖有关的国际组织，我们俩发誓要严守秘密。”
“我的天，他还真相信这个。”赛克斯爵士嘟哝说。
“看在上帝的分上，”莱缪尔低下头说，“我们这儿的电话服务可不算是特别先进，特别是在付费电话方面。我估计那帮人指示你们用付费电话，但用不了一两天时间，你们拨打的号码就能追查出来。现在直接把号码告诉亨利爵士不就得了？显然他需要尽快知道这个号码，所以，这又能有什么损害呢？”
“先生，这会损害我们在组织中的上级。这一点他们可是亲口告诉我的，说得非常明确。”
“这个国际组织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亨利爵士。这也是需要‘掩秘’的一部分内容啊，你难道还不明白吗？”
“不明白的人恐怕是你，普里查德先生。”亨利·赛克斯说，他急促的语调显出了怒气。
“哦，可是我确实明白啊，亨利爵士，我会证明给你看的！”副局长插话说。他向屋里的几个人望去，仿佛是要让满腹狐疑的赛克斯、大为震惊的律师，还有那个对他极为崇拜的侄子注意到他有多自信。“有一大笔钱从瑞士的一家私人银行机构直接电汇到了我在蒙塞特拉的个人账户。他们的指示很明确，不过还是挺灵活的。这笔资金我可以随意使用，以完成委派给我的任务……交通、招待、住宿——他们说钱完全交给我支配，不过，我当然得把所有的开销记录下来，我这个仅次于局长的移民局官员在岗位上一向也是如此……那些人和我素未谋面，只知道我的声誉和职位令人羡慕；他们要不是高居上层的顶尖人物，又怎么会把这样的一笔巨款托付给我？”
亨利·赛克斯和乔纳森·莱缪尔又对视了一眼，他们现在不仅感到震惊和难以置信，而且完全被吸引住了。赛克斯爵士往办公桌前一倾身。“除了——咱们这么说吧，除了密切观察约翰·圣雅各之外——这显然需要你侄子的参与，你们还有其他的任务吗？”
“没有了，先生。不过我敢肯定，那些领袖一旦获悉我的表现有多么出色，其他的任务也会接踵而来。”
乔纳森·莱缪尔平静地把一只手从椅子扶手上抬起了几厘米，止住了红头涨脸的赛克斯。“告诉我，”他用温和的态度飞快地说，“从瑞士汇来的这一大笔钱，数额到底是多少？这个数额无关紧要，而且亨利爵士随时都可以打电话给你那家受总督府法律约束的银行，所以就请你直接告诉我们吧。”
“三百英镑！”年长的普里查德说。听得出来，他对自己的价值颇感自豪。
“三百……？”律师的声音低了下去。
“不算很惊人，啊？”赛克斯爵士嘟哝道。他无话可说，往椅背上一靠。
“差远了。”莱缪尔继续问道，“你们大概花了多少？”
“不是大概，是精确。”移民局副局长的语气很肯定。他从制服胸前的口袋里摸出了一本小记事本。
“我这位杰出的叔叔向来都很精确。”白金汉·普里查德说。
“谢谢你，侄儿。”
“花了多少？”律师追问道。
“整整二十六英镑二十五便士，相当于一百三十二东加勒比元，兑换时按照最新的汇率四舍五入到了小数点后两位——在这一项上我自己贴了四毛八，也记在本子上了。”
“太奇妙了。”目瞪口呆的亨利·赛克斯拉长了声音说。
“每一张发票我都留着呢，一丝不苟。”副局长说。他拿着本子越念越来劲。“发票全锁在旧罗德湾我家的保险箱里头，它们包括以下几项：往宁静岛打本地电话，总计七块一毛八——我可不会为此动用自己办公室的电话；往巴黎打长途，二十三块六毛五；我和侄儿在视角酒店吃饭花了六十八块八毛，当然，是为了谈公务——”
“可以了。”乔纳森·莱缪尔插话说。尽管吊扇的风对这间屋子来说已经足够，黑人律师还是用手绢擦了擦冒汗的额头。
“我准备在适当的时间把这些发票全交上去——”
“我刚才说可以了，西里尔。”
“你们应该知道，有个出租车司机主动说他可以把发票的价格多填一点；身为政府官员，我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
“够了！”亨利·赛克斯大发雷霆，脖子上的青筋都露了出来，“该死，你们俩都是一等一的大傻蛋！竟然以为约翰·圣雅各是什么罪犯，简直太荒谬了！”
“亨利爵士，”年轻的普里查德插话说，“我亲眼目睹了宁静岛酒店发生的事！实在太可怕了。码头上停着棺材，礼拜堂被炸毁，政府派来的船包围了我们那个平静的小岛——还有那些枪声，先生！我们得过好几个月才能全面恢复营业。”
“一点不错！”亨利·赛克斯吼道，“你真的以为约翰·圣雅各会心甘情愿地炸掉自己的房产，毁掉自己开的店？”
“亨利先生，在外头那些罪犯的世界里，还有比这更奇怪的事情呢。”洞悉世情的西里尔·西尔维斯特·普里查德说，“身为政府官员，我听说过的故事有很多很多。我侄儿描述的事件应该叫声东击西，目的是为了制造假象，让人们误以为那帮恶棍是受害者。这一切他们都跟我详详细细地解释过。”
“喔，解释过是吧？”前任的英国陆军准将喊道，“那好，我来跟你解释点别的东西，好不好？你们俩给一个被世界各国通缉的国际恐怖分子耍了！你们知道不知道，协助、配合这样的一个杀手，在全世界将面临怎样的通用刑罚？我说得简单一点，省得你们俩听不明白——当然，你是政府官员嘛……是枪毙！如果不那么仁慈的话，就是公开绞刑！我再问你一遍，巴黎那个该死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在这样的情况下，”副局长还在竭力维持自己的尊严，尽管浑身发抖的侄子紧紧抓着他的左胳膊，他自己伸向笔记簿的手也在打颤，“我给你们写下来……打电话时就说要找‘黑鸟’。得用法语，亨利爵士。我能说几个字，亨利爵士。几个字的法语——亨利爵士。”
在切萨皮克湾的一所房子里，有个带枪的警卫过来叫约翰·圣雅各。警卫穿着白色宽松长裤和肥大的白色亚麻衬衫，一身周末客人的休闲打扮。圣雅各走进了他们这所新安全屋的图书室。中等个头的警卫站在走廊里，他长得很结实，轮廓鲜明的五官一看就是西班牙人；警卫朝宽大的樱桃木写字台一指：“您的电话，琼斯先生。是局长。”
“谢谢，赫克托。”约翰说着站住了，“‘琼斯先生’这个称呼有必要吗？”
“跟‘赫克托’一样有必要。我的真名是罗杰……或者是丹尼尔。管他呢。”
“明白了。”圣雅各走到写字台前拿起了电话，“霍兰？”
“你那位朋友赛克斯弄到的号码是条死路，不过还有点用。”
“借用我姐夫常说的一句话，请你讲英语，否则我听不懂。”
“那个号码在塞纳河边马莱区的一家咖啡馆。打电话的人应该说要找‘黑鸟’——法语是‘unoiseaunoir’——然后那边就会有人放开嗓门去喊。如果‘黑鸟’在那儿，就可以联系上。如果他不在，那就以后再打。”
“这有啥用？”
“我们会再打的——一遍又一遍地打——而且要在咖啡馆里放一个人。”
“其他的情况怎样？”
“我能告诉你的情况很有限。”
“该死的！”
“玛莉会告诉你——”
“玛莉？”
“她正在回国的路上。她都快气疯了，但作为妻子和母亲，她也松了一口气。”
“她干吗要生气？”
“我给她订的回国机票是很低调的远程航班，而且还得中转好几趟——”
“天哪，干吗要这样？”玛莉的弟弟愤愤地打断了他，“见鬼，你该派架飞机去接她！对你来说，她可比那帮愚蠢的国会议员和曲里拐弯的政府官僚重要多了，那种蠢货你都肯派飞机送来送去。霍兰，我可不是开玩笑！”
“那些飞机不是我派的，”局长答得很坚决，“是别的人。我要是派飞机去外国领土，就会引起太多的疑问和好奇心，我也只能跟你说这么多。比起舒适，她的安全重要得多。”
“这我同意，大老板。”
局长沉默了片刻，显然很恼火。“知道吗？你这家伙并不是很讨人喜欢。”
“我姐受得了我，光这一点抵消你的看法就绰绰有余。她怎么就松了口气？——你说的好像是‘作为妻子和母亲’？”
霍兰又停了一下。这倒不是因为恼火，而是在寻找合适的词句，“发生了一件不太好的事情，我们谁也没预料到，连想都没想过。”
“呵，我可又听到美国权势集团那种著名的屁话了！”圣雅各吼道，“这一回你们又把什么情况漏掉了？有人给阿亚图拉对伊朗等国伊斯兰教什叶派领袖的尊称。在巴黎的代理人送去了一卡车美国导弹？出什么事了？”
彼得·霍兰又有一会儿没吭声，这已经是第三次了；不过，电话上还是能听到他在喘粗气，“知道吗，年轻人，我完全可以马上挂断电话，给你来个不闻不问。这么做对我的血压应该很有好处。”
“听着，大老板，在外头逃命的可是我姐，还有她嫁的老公，我觉得那家伙人很不错。五年前，在香港和东边的那些地方，你们这帮该死的混蛋——我再说一遍，你们这帮混蛋——差点儿就把他俩都害死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并不是很清楚，因为他们两个也不知是人太好还是人太笨，就是不肯开口；但凭着我知道的那么一点情况，就算把岛上一个服务员的工资托付给你们我都不放心！”
“说得有道理，”霍兰的
火气降了下来，“虽说我这么解释也许没什么用，但当时我还不在中情局。”
“是没用。那是你们的秘密体制。换了你也会干出同样的事情。”
“考虑到当时的形势，我也许真的会那么做。假如你知道那种形势，你也会跟我一样。但这么说也没有用。以前的事已经是历史了。”
“如今的事可是现在，”圣雅各插话说，“巴黎出了什么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太好的事情’？”
“据康克林说，有人在蓬特卡尔的私人机场设下了埋伏。伏击失败了。你姐夫没受伤，亚历山大也安然无恙。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
“我知道这些也就放心了。”
“刚才我和玛莉通过话。她在马赛，明天将近中午的时候就能飞到这边。我会亲自去接她，然后再一起坐车来切萨皮克湾。”
“大卫在干吗？”
“谁？”
“我姐夫！”
“哦……对，当然了。他在去莫斯科的路上。”
“啊？！”
苏联航空的喷气机打开反推装置，拐出了莫斯科舍列梅季耶夫机场的跑道。飞行员沿着旁边的一条起飞跑道向前滑行，把飞机停在距离航站四百米的地方，与此同时机上分别用俄语和法语播送了通知：
“旅客们，下机的时间要延误五到七分钟。请大家不要离开座位。”
播送消息时并没有作任何解释；在这趟来自巴黎的航班上，不是苏联公民的乘客听到通知后就继续看书看报了，他们还以为延误是因为等待起飞的航班太多。但是，苏联公民和少数几个了解苏联航班到港程序的人却知道不是这么回事。这架伊留申巨型喷气机的前部用帘子隔出了一个小小的座舱，专为旁人见不到的特别乘客保留。现在，这个座舱里的乘客正在转移；他们就算不是全部离开，至少也得下一部分。按照惯例，一座装有封闭金属扶梯的升降平台会被推到前舱门处。几十米外的地方肯定停着一辆政府的豪华轿车；在那些特别乘客下了飞机、走向轿车的短暂时间里，他们的后背会暴露在别人的视线之中，这时候机舱里的乘务员就要四处巡视，以防有人把相机拿出来。从来就没人这么干。这些特殊乘客归克格勃管；出于只有克格勃才知道的原因，不能让别人看到他们在舍列梅季耶夫机场的国际航站出现。这趟在傍晚时分飞抵莫斯科郊外的航班也是如此。
亚历山大·康克林跛着脚走出封闭式扶梯，伯恩跟在他后面，拎着两个特大号旅行包，他们俩就带了这么点行李。季米特里·克鲁普金从豪华轿车里钻出来，快步朝他们走去；这时扶梯也被从飞机旁拖开了，巨大的喷气式引擎开始发出怒吼。
“你们的医生朋友怎么样了？”苏联情报官在轰鸣声中扯着嗓子问道。
“他还坚持着呢！”康克林吼道，“虽说不一定能挺过来，可是他顽强得要命！”
“阿列克谢，这可是你自己的错！”喷气机滑行走了，克鲁普金也相应地放低了声音。虽然说话还是很响，但已经不用大吼大叫了，“你本该给使馆那边的谢尔盖打电话。不管你们要去什么地方，他的那队人都做好了护送的准备。”
“实际上，我们当时觉得如果找人护送，就等于是发出了警报。”
“与其等着别人来袭击，还不如发个警报让他们知难而退！”俄国人反驳说，“要是有我们保护，卡洛斯的人绝对不敢动你们。”
“不是‘胡狼’！——‘胡狼’。”康克林突然把嗓门降低成正常谈话的音量，因为远处飞机的轰鸣声一下子低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