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佐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亚瑟本以为雨果会以慷慨激昂的态度怒斥这位在历史中备受批判的先生，但令他没想到的是，在雨果的口中，基佐仿佛却和书本上读到的文字截然不同。
身为法兰西浪漫主义文学的领袖人物，雨果对于基佐的印象不仅不差，反而相当之好。
至少在1833年的雨果看来，基佐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正人君子。
基佐的外祖父在大革命时期是山岳党人，曾经做过加尔省的一省之长，而他的祖父则是加尔文宗的地下牧师。不论是父系亲属还是母系亲属，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但这不代表基佐的童年很美好，在大革命时期，即便是这些上层家庭也总是处于动荡之中。
基佐的父亲由于被指控为吉伦特派分子，遭到了雅各宾派的逮捕。
基佐的外祖父或是出于自保，或是由于党派成见，他不论女儿如何苦苦哀求，都不愿意出面解救女婿，而是眼睁睁的看着他在自己的辖区内被送上了断头台。
为了摆脱这段悲伤的记忆，基佐的母亲自此之后便带着他和弟弟来到了瑞士的日内瓦居住。在这里，基佐不仅学会了许多手艺，也学会了包括拉丁语、希腊语、德语、英语和意大利语在内的多种语言。
而童年的不幸和在日内瓦的学习经历，最终让基佐形成了如今的政治立场。
相较于那些极端保守的保王党人来说，基佐是自由派。
而相较于那些与雅各宾派更接近的共和党人来说，基佐又是保守派。
如果套用不列颠的视角来审视基佐，这位先生的立场应当介于威灵顿公爵与皮尔爵士之间，他是一个坚持君主立宪制的托利党人。
而对于一个法兰西人来说，最悲哀的立场莫过于基佐这样的了。
他只能生存在共和派与保王党的夹缝之中，哪一方都不会将他当作绝对的自己人看待。更糟糕的是，基佐也不主张暴力革命，而是喜欢温和的渐进式改革。
对于法兰西这样一個动辄推加农炮上街的国家来说，基佐这样的做法无异于把套在脖子上的绳子主动交给共和派与保王党来掌握。
但这样的立场也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自从他1805年回国以后，18岁的基佐很快就凭借自己渊博的学识在巴黎的文人圈子里脱颖而出，一本《罗马帝国兴亡史》使得他成了全法兰西有口皆碑的历史学家。
巴黎索邦大学的校长方丹甚至不惜亲自上门邀请基佐来到索邦大学担任近代史教授，而这一年，基佐不过才是个刚刚25岁的年轻人而已。
如果说25岁便春风得意的基佐有什么不痛快的地方，那就是他痛恨此时法兰西帝国的皇帝拿破仑，他从不参与具体的政治活动，始终坚持自由主义者的身份，他花钱为自己免除兵役，逃避当时狂热的军事气氛，更拒绝为皇帝唱赞歌。
而当拿破仑逊位以后，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八在巴黎加冕为王，为了拉拢当时国内的自由派文人，路易十八相当高明的将毫无根基的基佐提拔为了国务秘书，之后又更进一步的任命他为内务大臣。
而这个时候，入阁的基佐还不到30岁。
路易十八的理念与基佐相近，这位年轻时期便养成自由开明倾向的国王同样是一个中间主义者。
他见识过哥哥路易十六被处决，侄子路易十七死于狱中，以及侄女玛丽·泰蕾兹的悲惨遭遇。大革命时期的种种激荡使得路易十八深信法兰西已经不能走回专制君主的老路了。
基佐在内阁期间，很好的执行了他与国王的共同理念，一方面，他肯定了大革命的很多重要原则，比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宗教信仰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坚决不允许复辟的贵族势力对共和派进行反攻倒算。而另一方面，基佐又反对激进自由派对旧贵族毫不让步的态度。
但正如前文所说，基佐纵然有着路易十八的支持，可是即便是路易十八本人也无法掌握好保王党与共和派之间的天平。
1820年2月13日，王储贝利公爵遇刺身亡，平衡终于被打破了。
极端保王党趁机将此案归罪于自由派，逼迫首相埃利·德卡兹辞职，改由极端派代表维莱尔伯爵上台组阁。
他们大肆颁布有利于贵族的法令，加强舆论控制，教会势力也重夺教育文化大权，黑色恐怖再次在法兰西的天空降临了。
基佐见到无力挽回局面，于是便主动请辞，重新回到了巴黎索邦大学的教授讲席。
路易十八也无力干预现状，在愤怒之中，这位波旁王朝少有的开明国王终于一病不起。
他看到得偿所愿成为新王储的弟弟查理十世，只能在死前愤恨的诅咒：“哼！我的弟弟恐怕难以死在这张床上。”
路易十八的诅咒确实应验了，1830年的7月，巴黎爆发革命，查理十世宣布逊位，带着他的妻儿老小流亡不列颠。
不过至少在1830年之前，他确实舒舒服服的当了好几年的专制君主。
而对于基佐来说，1820到1830年是他最难熬的十年。
他回到了大学潜心治学，对学生和社会大众宣讲他的思想，还出版了许多历史方面的著作。
《欧洲代议制起源史》、《法国史概论》、《有关英国革命回忆录集》、《17世纪英国革命史》都是这一时期的著作，而单是从基佐的选题就能看出他到底想要说的是什么。
所有人都知道他是现政府的异见者，但基佐从不主张采取暴力手段去推翻现政府，而是坚持合法斗争才是解决问题最好路径的观点。
而政府对于基佐观点的回答是——他们取消了基佐在索邦大学开设的所有课程。
不过这并不是令基佐最感到煎熬的事情，他最痛苦的是：当路易十八病逝，查理十世继位后，禁止移民，重启对渎神者死刑的条例法案一个接一个的出炉。
议会内部也因此出现了巨大的割裂，以夏多布里昂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自由派认为这纯粹是历史的倒车，是在压制自由，亵渎天赋人权的思想。而以布尔多涅为首的极端派则认为对于大革命的清算还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