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考虑是对的。”
焦旸说：“不过，考虑到死者是骑电动车的过程中出事，既然死者能够穿越层层车流，将电动车骑到八、九公里之外的地方，那她还需要练车吗？她又为什么会在公园的桥上，因为慌乱将车开入水塘中呢？”
“其实我感觉吧，去远的地方练车不是问题。”
杨卫忽然举手说：“焦队，我刚拿到驾照的时候，也是在国道这边练车的，市区没法练。我都让我舅舅把我带过去，他替我盯着点练车！”
在场的人互相看看，都明白了焦旸的意思。
焦旸点头道：“我感觉，如果练车的地点距离魏娟现在的住址这么远的话，很可能是有另外一个人，把她带过去的。”
陈周撇嘴说：“家属不认可意外，如果真是其他情况的话，那案发现场就肯定存在第二人，这个之前的分局也想到了。但是案发地点是个公园，人来人往，现场有多个人的足迹，男女老少都有，也找不到第一时间的目击证人，根本无法证明这一点。”
焦旸想了想道：“我们再梳理一遍死者的社会关系，再问问他的父母同事，看有没有人知道，当天她是不是跟其他人一起出去的，或者说她有什么好朋友还是亲戚的长辈，可以陪她去练车的。”
特勤支队的刑警兵分几路，再次向死者的父母丈夫同事了解了情况。
同时，再次查看公园当时所留下的监控录像。
然而，专案组得知死者有两三个好友，但因为当天是周末，都在家里陪伴老公孩子，同事里也没有人，知道谁和死者交往密切。
而因为公园规模不大，只有正门和后门门口装有摄像头。暂时并没有发现，有谁像是和死者一起来到公园的。
接着，干警们走访了公园附近的饭店冷饮超市。因为事发已经超过一个月，当时的录像大多已经被删除覆盖，没有发现新的有用的线索。
此时，案件陷入僵局，焦旸想了想道：“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案子的原点来思考，这个案子认定为练车意外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死者丈夫的口供。常伟旭作证说，当天中午他们两人一起吃完饭。因为他要出去打牌应酬，魏娟就告诉他说，自己要出去练车，两人一起走了。
另外一点，就是魏娟自己发的要出去练车的朋友圈。这样，我们目前的侦查方向，就集中到对死者的丈夫常伟旭以及死者的朋友圈上。”
经过连续不间断的侦查后，专案组的干警们发现，常伟旭的公司经营不善，盈利微薄，再加上最近的国内外形势，外贸业务是雪上加霜，但是似乎也到不了债台高筑，被人追债的情况。
焦旸听见手机滴的一响，随手拿起来，见是某在国外借旅游之机杀妻的歹徒宣判死刑。
焦旸灵机一动，急忙跑去翻查卷宗时，也发现了有个类似情况的案子。他就找来余晓光说：“你找几个同事，到几家大型保险公司分别去问问，死者有没有投保人身意外险！”
“是焦队！”
余晓光应声而去。
现在这类案件比较多，大部分保险公司接到理赔申请后，都会向警方确认。如果常伟旭真的为妻子魏娟大量投保，并作为受益人跟保险公司联系的话，警方的办案人员，应该会收到保险公司的联系电话，确认情况。这样警方就会马上知道，魏娟的投保情况。
但是，刘建刚那边，一直没有接到保险公司的电话。现在银行与公安系统联网，虽然一直在做，还没有完全实现，更别说保险公司了。这样就要一家家去查保单，比较繁琐。
好在保险公司内部的网络还是比较健全的。侯希勇等人广撒网的联系了十多家大型保险公司之后，很快就收到了回复。
常伟旭在一家中字头的保险公司，投保了两张合并数百万保额的大型保单。
没人会嫌钱多，不论常伟旭是否负债，这样一来，他就具备了作案动机，嫌疑陡然上升。
随后，陆续有另外三家保险公司，查到了常伟旭跟死者魏娟的保单，共计保险金额3000余万，每年需交保费都近20万。
魏娟工作安稳普通，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外风险。不得不说，常伟旭这些行为很有些反常。
侯希勇兴奋的说：“头，咱们去抓这小子吧，杀妻骗保，这下指定没跑了！”
“去肯定是要去的。”
焦旸沉吟道：“敲山震虎也好。只是这些东西不能作为证据，只能算作关联信息。而且，我仔细看过保险公司发过来的复印件，里面不只有常伟旭给魏娟买了保险，也有魏娟作为受益人，给他买的保险，还有他们给双方父母买的，受益人也各不相同。
另外，常伟旭跟魏娟名下的房产与夫妻共同财产，合计超过3，000万元。所以他购买的保额不算太突兀，单凭这一点，就说他有作案动机，略显牵强。
还有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他的不在场证明非常充分，如果魏娟真的跟他的死有关，很可能会有共犯，挖不出来这个共犯，我们也钉不死他。”
余晓光说：“这样的话，我再去查一遍他的社会关系，看看能不能找出来可能的共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