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t\t也办不成。
关于这一点，大安历朝皇帝（尤其是摆宗），应该是深有体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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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安历朝皇帝之一，飞玄真君面无表情的哼了一声。曾经雄心万丈，如今瘫在床上，真君与朝野百官纠缠如此之久，是很明白这个道理的。在真君还很有人样的时候，他也不是没有尝试过积极有为的举止。但一切的努力与心血终究都在朝廷这架油腻老旧滑不溜丢的国家机器中消磨为了乌有；于是雄心磨损殆尽，成了现在这幅模样。而今听来，不能不有所触动。
不过，这触动一闪而过，真正令皇帝迷惑的却是最后一句话：
“摆宗”？到底是哪个脑壳进了水的不肖子孙，居然给先帝上这种奇葩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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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甲寅变法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甲寅变法的主持者有什么独特的人格魅力。实际上，除了张、海等寥寥数人之外，穆祺闫东楼等在当时士人中的风评都相当之不咋地（想想他们在野史中的作风，你恐怕也很难期待有什么好评）。事实也证明，贯彻政策依靠的不是人格魅力，而是钱。
自甲寅变法第三年之后，因为赔款收入暴增，海路畅通后粮食充足，内阁免去了九边及陕甘百分之五十的税赋、宽免了江南各省上缴漕粮的义务，为云贵驻扎的军户补发了积欠十余年的税负；自第五年开始，朝廷则进入了后世称之为“败家子财政”的阶段：该年各省上缴税负一共一千七百五十二万两有余，朝廷拨给各地的投资俸禄及各赈灾款项则高达两千九百万两；国库超支一千一百万两有余，全部靠赔款与海贸调配。到第九年后，事情则进入到匪夷所思的阶段——各省的财政百分七十以上都依靠着中央拨款，自己的税收居然还不足三成！
至此，“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终于形成了：历朝历代都是地方供养中央，现在一转攻势，居然变成了中央供养地方；往常地方掌握财源，还有能力与中央博弈一二，现在中枢朝廷握着所有省份的输血管，谁还能抵御内阁的意志？
政治就是财政，财政就是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掌握了钱袋子就掌握了一切。当中央财源空前膨胀之后，内阁的意志便不再受任何掣肘。至此，由商鞅秦始皇至大安高祖朱重八以降，两千年来中央集权主义者最梦寐以求的理想终于降临了——没有地域之分，没有门户之见，中枢可以随心所欲调配一切资源，借助大一统的制度发挥出无可思议的优势；合六千万人之心为一心，天下还有谁是中土的对手？
也正因为如此，甲寅变法才被称为中华近代化的开端、新时代隐约的回响；宋元之后皇权不下县，封建时代封闭而又保守，朝廷的政策有十成力度，落到实际或许只有一二成；而在打通了中央到地方的脉络之后，内阁用尽浑身解数，却可以勉强将中央的意志落实三到四成——不要小看这区区一二成的进步；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中原之所以能后来居上，恰恰是因为每次变革中这一二成的优势。
执行度的提升会优化整个系统运转速度，而不仅仅局限于财政一隅；实际上，当变法全面铺开之后，新制度的嫩芽就已经露出了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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