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耻而后勇，周长城自己没日没夜地窝在办公室，一点一点地对进度，有些汇报语言还要特意写下来，甚至一个人在家里练习汇报过程，同时揣摩跟各位同事领导如何汇报，各部门的人想听到的内容是不一样的，要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方式提出，这样更容易解决问题，还有一个重点，汇报完这些，不要给自己和自己的部门埋下祸害，办公室斗争是时刻都存在的。就是梁志聪这么强硬的人，也会和周长城感叹香港办公室可不是什么清净之地，所有人都是削尖了脑袋往上冲的。
多开几个月的会，周长城再开口，已经是言之有物的人，并且能指出问题核心，提出解决方法，而不是坐在那里浪费大家时间，他也更明白了姚生作为老板、梁志聪作为设计经理、销售同事对接客户时呈现出的态度，以及大家对整体项目的考虑是怎么想的，打工仔的思维有了新的转变。
这些都是在生产岗没有办法接触到的工作内容。
周长城一边痛苦，一边成长，一边调整自己的心态，一边与自己的软弱拖拉抗争。从前他坚信沉默是金，现在转变为有嘴就要说话，尽量表达准确，错了也不要紧。
那时候的工程师是值钱的，只有真正的工程师，大家才会在姓的后面加一个“工”字，比如梁志聪，人家心服口服称一句梁工，而一年到底了，周长城偶尔也能听到别人称他为周工了。
总是有进步的，不是吗？做年终总结时，周长城自嘲地想。
其实在这一年里，还有一件大事对昌江精密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
1990年，日经指数一直不停下降，日本银行出台政策刺破日本经济的泡沫，到了同年8月，为防止日圆外流，采取货币紧缩的政策，提高了银行贴现率，减少民间和企业贷款，号召大家把钱留在日本。
这个事情对于制造业的影响就是，从银行贷款出来变得困难，企业用工和材料成本高涨，裁员率升高，资金收回困难，国际进口比出口要贵，收支不平衡，原本的模式开始转不动了，外发订单减少，尽量把工作岗位留在本国，大家要想其他办法生存。
此前日本已经经历了近三十年高速的经济发展，大家习惯了高流动的行业模式，如今要变，必定会揭露出究竟是谁在中间“裸泳”。
姚劲成在八十年代时得益于日本的制造外包，赚了不少日本人的钱，他十分看好这个国家的科技和制造水平，陆续招了十五个日语销售，专攻日本市场，从汽车到家电再到玩具，都是姚劲成的目标，除了广州厂，如果日本持续跟八十年代那么发展下去的话，他还想在东莞和深圳两地建厂的。
其实经济周期有起伏是正常的，且看美国的经济史就知道，但当时日本股市下挫得太厉害，香港是个金融中心，姚劲成身边所有人都在讨论这次日经下跌，说自己在中间卖空买入赚了多少输了多少，指数波动过大，就引起了他的警惕，实业制造是需要稳定的一个行业，姚劲成放缓了开发日本市场的脚步，又尽快确立现在手头有的日本订单，能发货就赶紧发出去，不要拖拖拉拉的，同时催收客户的回款。
好在是私企，船小好调头，不必经历一系列的文山会海才能决定，姚劲成以一己之力的敏感，挽救了昌江精密可能会遇到的损失，跟日本一个家电公司的订单完成后，回款到位，一分不少，他松了一口气。
再过了两个月，有同行已经收不回款项了，国际官司都打不响，因为好多日企在那几年陆续宣布破产。1991年后，日本进入后人所说的“失去的三十年”的经济失落期。
同年十月，东德和西德合并，德国避开了这次的泡沫，东德的并入，给西德带来喘息机会，劳动力增加，蛋糕变大，泡沫分摊。精明的姚劲成看到了其中的机会，调转枪头，目标主要放在欧美市场上，日本客户被他放到了最后，原先庞大的日语销售团队，到了年底只剩两人。
自然，转型是困难的，姚劲成是个干事业的人，他对这种转变的阵痛接受度很高，只是从前规划的制造机动车配件的厂房和机器就得舍弃掉一些，因为西欧和北美对大陆制造商的认可度比日本人的更低。昌江精密的目标客户也跟着转变成技术相对较低的消费品公司。
消费品的利润额肯定没有大件品高，客户群体的变更，对昌江精密来说，是很可惜的事情，仿佛前面的工作都白做了，但，不得不转变，不然的话，就只能等死了。那些年，有不少特别倚赖日本客户的纯制造业工厂，几乎都消失了。
整个公司策略的调整，对于周长城这种螺丝钉来说，最直接的改变就是，他跟的每一个订单和项目中，英语的比重在升高，梁志聪不耐烦的程度随着项目复杂程度在增加，周长城那种用中文学英语的方法，已经跟不上公司发展的节奏了。
世界改变，也促成个人改变。
面对这些不停变化的事件，除了强迫自己适应，没有其他方法，周长城时常觉得苦闷，他只是想在这行稳定地待下去，当个小工程师而已，怎么事情一件接一件，挑战一个接一个，世界变化太快，他忙都忙不过来。这些事情，和小云说，她不懂。小云忙着自己卖盒饭的生意，又操心着县里的姐姐，且她没有在一个正规的公司和企业待过，许多烦恼说出来，是讲不到一起的，不如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