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这里，杨兴笑道：克里拜尔将军，对这笔外交援助，在以后，在掌权前，中国政府每年会通过50万外交援助，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没有任何附加条件。
看到满是不信任的眼睛，杨兴笑道：克里拜尔将军，要是说有条件的话，那么就是感谢克里拜尔先生，德国专家对中国的支持你们的支持，对中国人非常重要，你们在中国的价值，远非这一百万所可比拟的。
就是希望德国强大，一个强大的德国，就是这次援助的条件。
看到面部渐渐松弛下来后，顾维钧笑道：哦，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希望克里拜尔成为总司令与德国元首之间联系纽带，克里拜尔先生成为这笔款项的执行人，到底钱如何花，由克里拜尔先生负责。
如此克里拜尔离开中国，如此让方兴未艾的领袖崇拜再次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不是像在德国、意大利、日本那样泛滥成灾。
而希特勒，自从得到克里拜尔的援助款项后，大为兴奋。
要知道，在此时，希特勒虽然获得德国军界、政界的支持，但是由于反犹太主义，确没有获得德国大资本家支持这笔款项对纳粹来说，还是一笔非常巨大的援助款项，因此，希特勒亲自给杨兴写了笔回信，除表示支持外，也希望共同反苏俄立场。
如果说希特勒，属于未来投资的话，但是在远东，日本由于经济危机，极右翼势力抬头，以日本陆军相南次郎为首的日本军方，鼓吹满蒙生命线，将原来田中奏折：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
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具体化，明确提出满蒙生命线，关东军已经由1个师团增加到3个满编师团，再加上朝鲜驻军3个满编师团，日本在亚洲大陆已经有大军15万人，兵力可以说与国民军东北军区持平。
在南满铁路上，由于对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开始在南满洲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设施，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导致南满洲铁路陷入了经营危机。感到危机感的关东军不断提出抗议。
在日本国内，作为曾经担任关东军大都督，作为臭名昭彰的田中奏折炮制者之一的南次郎，极力与日本间谍土肥原贤二、河本、石原莞尔、东条英机等人向呼应，在日本国内积极活动，向日本首相、日本外相、大藏省施压，要求武力解决满蒙问题。
日本军部认为，在中俄中东争端的时候，中国集中了二十余万军队，对只有10万余人的苏俄军队，竟然完全采取守势，对入侵之敌，只是驱逐，而不像别的国家那样就地消灭，到最后，居然接受屈辱的《中东铁路管理备忘录》，完全恢复俄罗斯在中东铁路的权益。
日本狂妄的认为，一个日本师团，可以抵抗3倍苏军，正如日俄战争事情，对苏俄部队，只要渗透到其后面，马上就崩溃。
因此，日本关东军认为，反苏自卫战争表明中国军队与苏军只是在同一个水平而已，这表明，一个日本师团，解决2个中国军绰绰有余的。
因此，日本军部认为，中国是外强中干，再加上这几年鼓吹发展经济，对外挑衅的反应强度，根本难张作霖在时也不如，所以认为只要关东军表现出足够的强硬姿态，只要日本陆军大军压境，占领满洲是可能的。
而与此同时，日本挑衅行为连连遭到中国驻军的抵制，一个个阴谋开始破产后，杨兴隐隐感觉到战争不可避免。
最先是1931年6月，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和曹井杉延太郎在兴安岭索伦一带作军事调查，被中国东北军兴安屯垦公署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证据确凿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
日本借机宣称东北军士兵因谋财害命而杀死中村，威逼中国交出关玉衡。
万宝山事件，1931年，中国人郝永德，未经政府批准，骗取万宝山村附近12户农民的土地，并违法转租给188名朝鲜人耕种水稻。这些朝鲜人开掘水渠，截流筑坝。
这一工程侵害了当地农户的利益，马家哨口200余农民上告。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侨出境”。
然而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鲜人撤走，且限令于7月5日前完成筑渠。
7月1日，中国农民400余人，联合起来平沟拆坝。7月2日，日本警察镇压平沟的中国农民，双方对峙，后日本增武装警察，在日本军警保护下，工程于7月5日完成。
虽然杨兴第一次获得万宝山事件报告，但是考虑到若是发动武力冲突，可能对中国稳定发展局势造成影响，当即将该案件压下去，没有允许中国警察前去支援，本来以忍无可忍的心态处理，原以为这次事件能够平息，但谁知日本人就是想找事，找来朝鲜日报记者金利三，说朝鲜人在万宝山被杀，掀起朝鲜半岛大规模的排华活动，当地华侨死伤数百人。
日本却以此次事件诬陷中国伤害朝鲜侨民。日本借此向日本民众宣扬仇华情节，在日本极右翼势力鼓噪下，日本民众发动多起游行示威活动，到中国大使馆游行示威，中国驻日大使汪精卫吓得连连道歉，但是事端根本没有解决的可能。